国民党第一位女外交官：中共间谍 胡济邦

胡邦秀

     胡济邦（1911年—1995年）记者、外交家。浙江永康人。

    胡济邦1935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为南京大学）。1931年南京“珍珠桥惨案”中，为“护校委员会”十三名委员之一。先后掌握了英、法、俄、日、匈、拉丁等语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前往苏联，被赞为“中国前往苏联的首位杰出女性”；也是当时仅有的欧战中国战地记者；参加了战时及战后在莫斯科举行的各种重要国际会议；采访过斯大林、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杜鲁门、张伯伦、邱吉尔、戴高乐、铁托、卡达尔等一大批世界政坛风云人物。
胡济邦和中央大学同学毕季龙一起被外交界赞誉为“最美好的一对”。新中国成立后，她参加了外交部的筹建工作，为将军大使的夫人做外交礼仪培训。1956年调《人民日报》任记者，曾任全国记协国际联络部部长。1979年至1985年丈夫毕季龙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时，胡济邦也到美国纽约，担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

学生运动

    1911年农历9月11日，胡济邦出生于浙江省永康县古山镇一个世代务农的家庭。
1927年，胡济邦16岁，考入杭州法政学校，那一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发动“四·一二”大屠杀、马日事变，共产党奋起反抗，举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暴动，腥风血雨迎面扑来，正值豆蔻年华的胡济邦在此时开始接触革命思想。
第二年夏天，胡济邦考入南京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经济系，加入反帝大同盟。这是我党领导的爱国群众团体，任弼时、潘汉年等人曾参与工作。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全国人民抗日热情高涨。12月，北平学生南下示威团到达南京，17日，南京、北平、天津、上海、武汉、广州、安庆、苏州、济南等地学生共3万余人，从中央大学出发，举行声势浩大的联合总示威。胡济邦作为中央大学护校委员会13名委员之一，慷慨参与。
1932年夏，因为参加抗日运动，胡济邦被学校开除。21岁的年轻姑娘毫不气馁，立即北上，到北京大学旁听，她一边学习，一边参加革命活动。

  红色特工

    1933年春，在国民党兵工署预算处当会计，深得署长俞大维信任的四兄胡济时介绍胡济邦进入俞宅，教授俞公子英语。兵工署署长是国民党高官，经常参加蒋介石的重要军事会议。胡济邦借此获得了大量国民党核心军事机密。圆融通达的胡济邦，颇得俞大维一家喜欢，俞大维本人也对胡济邦从不防范，常在公务之余，和胡济邦谈论国事。
1933年7月的一天，俞大维从庐山回到南京，对胡济邦欣欣然道：“蒋委员长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部署了进剿共军的详细计划，我看，朱毛红军这次的日子恐怕不长了……”胡济邦认定俞大维一定有蒋介石的“剿共”计划，因为兵工署长必须熟悉军事部署，不然，无法向各部提供武器弹药。胡济邦不动声色，没费多大周折就找到了俞大维从庐山带回的一大摞军事文件，都是绝密材料。她用最快的速度一一拍照，将情报送了出去。
当江西瑞金中央苏区的红色通讯社刊出这些绝密文件的时候，蒋介石大惊失色，气得差点晕倒。
    1933年夏，经二哥胡济川和恩师何浩若举荐，又有俞大维和胡济时的说合，胡济邦凭着一口流利的英语，进入国民政府外交部国际司五科(护照科)任科员。
    1934年春，23岁的胡济邦由卢涛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立法院立法委员、中共秘密党员王昆仑即来找她，请她办几张前往苏联的护照。在白色恐怖下，如果按正常渠道申请护照，恰是自投罗网。故而共产党人往往从满洲里和新疆偷越国境，但那是十分危险的。如果能拿到真正的护照，盖上外交部的大印，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出国绕道去苏联了。“县官不如现管”，王昆仑考虑，倘若转弯抹角从上层找关系，牵涉面太广，反而误事，他很自然地想到了已经打入护照科的胡济邦。当王昆仑遮遮掩掩地向胡济邦说明来意，聪明的胡济邦嫣然一笑，打趣道：“堂堂国民政府立法委员，需要几本护照还不容易！需要几本？尽管吩咐。我明天就给你送上。”王昆仑欣喜异常，没想到如此轻而易举就能拿到护照。
16本护照到手后，还要从南京安全送往上海，交到有关人员手中，而此时王昆仑已被军统戴笠列入黑名单，行动受到沈醉的严密监视。形势危急，胡济邦假扮成王昆仑的情人，以去上海度周末为由，结伴而行。沈醉嗅出其中奥妙，即在上海霞飞路霞飞坊王公馆四周布控，来个守株待兔。但王、胡二人更为机警，他们在上海站下车后，根本没有回家，而是让胡济邦入住东方饭店，王昆仑下榻青年会，两人迅即赶往事先约好的接头地点，将护照交与组织。沈醉他们守了一夜，连个人影也没见到！只好以“王和情人在外夜宿未归”电告戴笠复命。一场风波化险为夷。
此事给当年党中央军委书记、总管特科的周恩来留下了深刻印象。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当面夸奖胡、王二位：“多亏你们搞到了出国护照！”

  出使苏联


   1935年，胡济邦被派往国民党驻苏使馆工作。组织上交代她任务：利用国民党大使馆的岗位为党(如客观需要)也包括为苏联党做工作。
1936年初，胡济邦在上海独自登船，乘一艘苏联破冰船，到达海参崴，然后坐了9天9夜的火车，穿过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到达莫斯科，任当时的中国驻苏大使馆新闻专员，兼《中苏文化》杂志驻苏记者。
胡济邦作为国民政府驻苏联大使馆的新闻专员抵达莫斯科，是中国有史以来派驻国外的第一位女外交官。
谁曾料到，此一去，竟是漫漫13年！毋庸置疑，这是胡济邦一生最为灿烂的篇章。

  欧洲前线


     此时活跃在苏德战场上的身影属于胡济邦：她是苏德战场上唯一的中国记者；又是女性；唯一持有外交官护照的记者；在前线坚持时间最长的记者；中共秘密党员。她的事迹媲美须眉，称得上巾帼英雄。
年轻时的胡济邦风姿绰约、仪态万方，用当今时髦的话说，是美女外交官，美女记者。但她的名气并非源自年轻貌美。埃德加·斯诺曾评价她：“胡济邦女士是中国唯一的驻苏战地记者。苏德战争如何？我看中国武官的分析是错的。胡济邦女士说胜利一定属于苏联红军，那才是正确的。”这位《西行漫记》的作者，将毛泽东的照片和胡济邦的照片一起印在了书的扉页上。
胡济邦和斯诺是很好的朋友。1941年，斯诺接受《纽约先驱论坛报》的任务，前往苏联和欧洲，在莫斯科的记者圈子里和胡济邦相遇。“在语言大师中，最‘威风’的恐怕非胡济邦莫属。这位先后为国民政府和人民政府的外交部效劳过的女秀才，正是曾经与世界五巨头笑谈国际风云的唯一的中国外交官呢！”胡济邦“跟苏联元帅斯大林在一起时说俄语，跟美国总统罗斯福、杜鲁门，英国首相张伯伦、丘吉尔在一起时说英语，跟法国总统戴高乐说法语。她还用流利的匈牙利语采访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匈牙利总书记卡达尔。同时她还会日语、拉丁语……”。
这位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女子，在莫斯科13年(1936-1949)，目睹了苏德战争的全过程，写出了无数篇战地报道，拍摄了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发表在国民政府情报司(即新闻司)英文版的《自由论坛》周刊和《中苏文化》杂志上。胡济邦凭借其卓越才能，成为莫斯科新闻、外交圈举足轻重的人物。

  地下工作


   胡济邦在苏联，遵照临行前党的指示，利用合法身份，通过外交途径，致力于中苏文化交流，结识众多的文化艺术界知名人士。如与列宾齐名的画家苏里科夫，著名油画家康恰罗夫斯基等，都和她是很好的朋友。她还拜康恰罗夫斯基为师，学习油画。康恰罗夫斯基十分喜爱这位才华横溢的中国女外交官，特地为她画过两张肖像画。当年，让苏联人民大饱眼福的中国艺术展，先后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展出，事无巨细，都由胡济邦一手操办。她热心相助袁牧之、陈波儿赴苏学习戏剧、电影。后来，袁牧之筹建中央电影局，任局长，陈波儿组建东北电影厂，创建北京电影学院，为我国电影艺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胡济邦到苏联去，党组织指定曹亮为她的组织联系人，两人还约定了通讯代名和暗语(曹的代名为君碧)。但胡济邦到莫斯科后连着几个月都没有接上党的关系，这可把她急坏了！几次写信回国，向曹亮询问情况，谁知，原因是帮她带组织关系的两位同志因故未去苏联。1936年冬天，曹亮将这一情况告诉夏衍，请他为胡济邦介绍组织关系。夏衍通过秘密途径请史沫特莱托一位海员带信给在莫斯科的萧三，萧三很负责任地找胡济邦谈话，并把她介绍给苏联方面。以后胡济邦多次向苏联同志提出要求会见中国党组织，但每次苏方都说因工作性质需要特别保密，不宜与其他人发生联系。除工作外，苏方也经常为胡济邦组织马列主义的理论学习，介绍国内斗争情况、国际形势，苏联同志解释说：这就是“特殊的组织关系。”
在莫斯科的悠长岁月里，胡济邦继续为党的事业奔波。经常提供在国民党驻苏使馆以及国民党访苏代表团方面取得的情报。其中许多内容都涉及国民党的反共阴谋。虽然没有和中共党组织取得直接联系，但胡济邦时刻牵挂着国内。1937年，胡济邦委托由英伦回国、途经莫斯科的于炳然(解放后曾任重庆市公安局长)带给曹亮250美元，信中暗示是她交的党费。之前，约在1935年底，胡济邦也将自己出国置装节约下的300元交了党费。
   据原国民政府驻波兰大使馆临时代办姜治方回忆：“胡济邦是一位活跃在东欧外交界的中共地下党员。曾到华沙托我为国内代购通讯器材。”另一位知情者这样写道：“据笔者所知，胡济邦是中共地下党员，奉党派遣进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门派驻苏俄。她的共产党员身份始终未被察觉，特别是傅秉常担任驻苏大使时，对胡更是信任关爱。”
    1949年3月，国民党驻苏使馆起义，4月，阔别故土13载的胡济邦以赴欧学习为名离开国民党驻苏大使馆，乘飞机经瑞士抵香港回国。中途胡济邦考虑到路途遥远，在境外时常停留，尤其是到香港后还要待命，有诸多意外。机智的胡济邦在途经瑞士时，将不便随身携带的美元、金洋90枚等存入瑞士银行保险箱，回国后即向组织报告。1953年2月，由我驻瑞士使馆取出了这批美元，胡济邦把这笔外汇折算成人民币1万多元(相当于现在的1千多万元)全部捐献给了外交部幼儿园。[1]
新的工作

   1949年5月，胡济邦历尽艰险，回到祖国。这时北京刚解放，新中国还没有成立，中国共产党面临着百废待兴的千头万绪。但人人都是兴奋的。在北京翠明庄招待所作短暂停留的胡济邦忙里偷闲，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翻译了《苏联总工会关于工会组织工作的各种决定》等大量文件，为新中国的工会建设起了关键的作用。
9月，胡济邦进入正在筹建的新中国外交部大楼，于同年11月至次年7月在外交部东二楼大厅举办的大使学习班里，任外交礼仪教官。学习班由李克农副部长主管，具体组织工作由办公厅副主任阎宝航负责。阎宝航(1895-1968)于英国爱丁堡留学，后长期从事统战和国际情报工作。他一米八的个头，中山装每天都熨得平平的，一口流利的英语和日语，社交活动、礼宾礼仪、官场应酬，娴熟自如，从各野战军调来的将军大使们都称他“洋主任”。在学习班里，外交礼仪教官胡济邦被尊称为“老外交”，是个“传奇人物”，“在隐密战线上战斗了近30年的红色战士”。她教起“学生”来极为严格，就连王稼祥夫人、朱剑凡之女朱仲丽都服了。胡济邦指着一位夫人的旗袍，连连摇头：“不行不行，你的内裤太长，都露在旗袍开叉外面了，必须穿衬裙，知道吗？”准备去匈牙利当大使的黄镇夫人朱霖，穿了件连衣裙，解开领扣，把里面的汗背心往领口拽了拽，觉得很漂亮，但胡济邦直摇头：“不行，背心不能露出来，这样人家会认为不礼貌。”这些不懂外语，又没出过国，从黄土地走来的“土八路”夫人们，个个都是短发。胡济邦指着她们的发型说：“解放区的发型不符合外交场合要求。要烫发，搽上点粉，抹点口红……”朱霖泄气地说：“我不干了！最好选能干的去！”到学习吃西餐时，朱霖对黄镇说：“我还要吃20个饺子才够。”服务员递上一盘水，朱霖想喝，胡济邦赶紧制止：“这是吃完水果后洗手的水，不能喝。”朱霖只好悻悻地缩回手：“真是活受罪！”
胡济邦在外交部办公厅任秘书科长、处长，研究室研究员等职近7年，为共和国外交部的初创，付出了全部心血，得到李克农的赞赏。
   1956年，胡济邦调《人民日报》国际部任记者，常驻波兰、匈牙利等国。匈牙利事件时，她深入第一线调查研究，及时发回大量通讯和社会动态内参，1956年11月至1958年3月，《人民日报》共发表她的专稿31篇，其内容为国内广大党政军干部关注。匈牙利劳动党总书记卡达尔来北京访问时，曾对毛主席说：“你们派来的《人民日报》记者胡济邦很勇敢，工作表现很出色，谢谢你们。”毛主席听后点点头，微笑着说：“是的，我从她的报道里，晓得了你们的真实情况……”
胡济邦从东欧回国后，任《人民日报》国际部评论员。笔下生花，纵览国际风云，其评论员文章，常常被外电作为研究我国对外政策的重要依据。胡济邦同时兼任全国记协国际联络部部长。她的丈夫毕季龙，继唐明照后任联合国副秘书长，负责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1979年，胡济邦随夫至纽约，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6年时间，夫妻俩风尘仆仆地访问了六七十个国家，足迹遍布亚、非、拉美各国，结交了各界人士和朋友，在外交界，两人被誉为“最美好的一对”。

胡本群

又一才女，大家，祝贺。

胡邦秀

在三八妇女节来临之际，把我们胡氏一些女英雄的事迹推荐给大家。她们的事迹激励着每一位国人，她们的付出是留给我们后人最宝贵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