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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烈士胡竺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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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6 天前 |显示全部楼层
来源:中华英烈网(2018年5月15日)
    胡竺冰,名可文,又名铸农,1893年生于安徽省无为县江坝乡冒新村的一个农民家庭里。胡竺冰少时在乡村私塾读书,几年后经塾师推荐进入县城学校学习。1911年,伟大的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10月,孙中山先生溯江而上抵达芜湖。胡竺冰因事途经那里,有幸聆听了孙中山先生那催人奋进的演讲,在他砺志救国的心中,撞击出“驱逐外虏、强我中华”的火花。
    1916年,胡竺冰考入了设在安庆的省立法政学堂,1918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留校任教。1919年北京爆发五四爱国运动,并迅速波及全国。胡竺冰以满腔热情参加了这场波澜壮阔的学生运动。他阅读了《新青年》《湘江评论》《觉悟》《向导》以及《唯物主义浅说》《共产党宣言》等进步书刊,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开始用新的目光审视那黑暗社会。他挥毫抨击时政,不断在《清议报》上发表文章,揭露军阀的专横残暴和民不聊生的黑暗社会。在周新民、王步文的领导下,胡竺冰积极参加了安庆“六二学潮”和反军阀贿选的斗争。在斗争中,他广泛接触社会,接近民众,加深了对社会现实的进一步了解,明白了要改造社会就必须起来革命,推翻反动军阀的统治,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
    1923年,胡竺冰几经转折由安庆风尘仆仆回到了自己家乡无为。20年代的无为,地方豪绅为非作歹,贪官污吏肆意搜刮民脂民膏,劳苦大众饥寒交迫。胡竺冰怀着振兴中华,改造社会的强烈愿望,决心要把劳苦大众从苦难中解脱出来。在实际斗争中,他深感个人力量单薄,必须发动群众一起奋斗。于是,他联合当地有声望的有识之士,先从经济斗争入手,建立了“无为县地方公款清理处”,以清算公款向无为人民展示受压迫、受剥削的血泪帐,进而揭露封建社会的丑恶面貌。这个行动大大提高了广大劳苦群众的阶级觉悟,使他们懂得了受压迫受剥削的根源所在。
    在胡竺冰领导无为人民进行经济斗争的同时,一些有志于变革社会的青年学生相继从上海、武汉、安庆等地返回无为,胡竺冰和他们当中的季庶仁、高莫适、高士林、倪茂芬、王应文等人筹集资金创建了“青年读书会”,利用这个青年团体宣传进步思想、评论时政,以唤起青年改造社会、振兴民族的精神。胡竺冰积极主张建立学校,广泛吸收城市贫民、工人、手工业者进校学习。于是,无为县第一所顺应时代潮流的私立小学——义务小学宣告成立。
    义务小学成立后,首先打破封建社会几千年来办学的陈规俗套,主张研究学术,倡导文化改革;广泛运用白话、反对旧礼教、禁止老八股。在办学形式上,学校经常举行各种社会活动:有配合全国各地工人运动的街头游行;有评论时政的专题演讲会;也有反映时代风貌的青年演奏会。胡竺冰直接领导并参与了这些活动。这些活动对形成新的社会风气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为国民党县党部(左派)的成立奠定了充分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1926年胡竺冰会同无为其他开明人士卢光楼、高士林、季庶仁等人于义务小学开会,讨论并决定成立国民党临时县党部,胡竺冰当选为常务委员,负责宣传、组织工作。
    1927年初的无为,正处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动荡之中。反动军阀陆学文的部队溃逃途中进驻无为。为补充兵员,他唆使无为县长刘朝纲为他抓丁拉夫,强征乡民百姓入伍。刘朝纲随即命令卫兵去无为四乡催征。2月上旬,韩家庙农民刑学年因抗拒兵役,结果被刘朝纲卫兵无理枪杀。死者父亲刑友家与当地村民抬着尸体到县衙门前鸣冤叫屈,刘朝纲拒不受理此案。乡民满腔含恨、呼告无门。胡竺冰因事路过县衙门口,目睹此情此景,怒不可遏,他挺身而出,为民请命,首先在老衙口为死者诉述冤情。他陈词慷慨、激昂,围观群众无不义愤填膺。后来,群众又纷纷转至义务小学的操场上集会。胡竺冰在这个集会上,代表死者家属控诉反动政府残害百姓、军阀县长包庇凶手的罪行。与会群众一致公推胡竺冰、吕惠生为代表,与县府当局进行交涉,要求严惩凶手。县政府置若罔闻,愤怒的群众抬尸冲进县衙,停于大堂之上。刘朝纲派兵弹压,并以蛊惑煽动罪逮捕胡竺冰等人,致使这一命案未能及时雪冤。
    4月上旬,北伐军第七师三营进军无为。无为各界举行了盛大的欢迎集会,革命热情再次高涨。胡竺冰抓住大好时机,以国民党县党部名义,要求新任县长高寿恒立即就“枪杀刑学年事件”重新立案审理。但是高寿恒却徇私枉法,暗自通知刘朝纲及凶手潜逃,这使无为人民在不平静的心中又掀起一股难以压抑的狂涛。胡竺冰审时度势,积极组织群众进行新的斗争。经过周密准备,再次发起召开群众大会,由被害者家属追述往事,揭露放纵真凶的内幕。与会各方面代表一致要求高寿恒到会接受群众诘责。在北伐军的支持下,决定通知高寿恒到场对质。但是高寿恒不仅蛮横拒绝,甚至纠集地方武装企图反抗。结果北伐军采取断然措施,逮捕了高寿恒,解散了县政府,勒令其交出武装、县印。
    冤案昭雪,人心振奋,各界群众一致要求建立新的政权机构,行使原县政府职权。经过多方磋商,决定成立“无为县临时行政委员会”。胡竺冰因正直无私,才能卓著,经各界推选,担任了主任委员兼司法科长。
    但是,事隔不久,北伐军奉命撤离无为继续北伐,又值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反动势力又喧嚣尘上。无为的地方帮派组织勾结县自卫团,用武力强行解散了临时行政委员会,同时又捧高寿恒再次出任无为县长,逮捕了无为县党部成员邓养之,王应文等人,又发文通缉胡竺冰、吕惠生、高莫适、洪九畴等人。胡竺冰闻讯即携带县印深夜越过城墙逃至芜湖,再迁徙武汉。胡竺冰也因此累及全家。他的家三次被查抄,四岁的侄女被活活吓死,乡亲邻里也饱尝凌辱之苦,举家陷入困境。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处于最黑暗的时刻。作为一个坚强的革命战士,胡竺冰没有表现丝毫的怯懦,而是在沉沉黑暗中继续寻找光明。他在短暂的流亡生活中,看到了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的可耻,为在北伐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中国共产党人遭到血腥镇压而痛心疾首。他清醒地认识到,孙中山先生制定的“三大政策”于今已被严重歪曲,指望国民党领导中国革命已成为泡影。他又悟出了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人民走向自由解放的道理。胡竺冰于1927年6月下旬抵达武汉,找到了刚成立不久的中共安徽省临时委员会。第一次与共产党组织发生了直接的接触,他感到无比振奋。党组织也对他在革命最困难的时候所作出的勇敢抉择,给予了高度评价。
    1928年夏,胡竺冰经党组织介绍,来到了桐城县浮山中学。他与黄镇、郑曰仁等人一起,以教师职业为掩护,继续从事革命活动。特别是中共安徽省委书记王步文来浮山隐蔽的五个多月的时间里,创建了党、团组织,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农民运动,使胡竺冰直接感觉到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与情操。他积极参与党领导的活动,将革命书刊如《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社会科学概论》等马列著作引进学校,又将王步文主编的《血花》报等刊物,推荐给进步师生阅读。他以课堂为阵地,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他曾这样纵谈革命道理:“不惜个人牺牲,敢于冲破黑暗,拯斯民于水火,这才是有志者”。不难看出:胡竺冰此时已把自己的一切与共产党的伟大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1929年春,胡竺冰因革命斗争需要来到上海。按照安徽省临委指示,他找到了党的地下组织,并通过介绍,进入上海交通大学教务处工作。接着,他加入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社会科学者联盟”、“世界语学会”等组织,结识了仰慕已久的中国文化革命旗手鲁迅先生,多次聆听了鲁迅先生的演讲,思想日趋成熟。
    在上海,胡竺冰一方面继续担负着党的宣传联络工作,一方面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掩护共产党人从事革命活动。1930年12月,无为六洲暴动失败后,张恺帆、李白玉等人遭到通缉,先后转移至上海,胡竺冰设法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困难,使他们通过多种途径终于找到党组织。在他们后来被捕入狱的日子里,胡竺冰常常派人探视,又竭尽全力活动,保释生命垂危的李白玉出狱就医。1930年,随同刘少奇在沈阳工作的原中共芜湖中心县委书记宋士英,因患病来上海求治,胡竺冰视为亲人,悉心照料。宋士英终因医治无效,不幸逝世。胡竺冰悲痛不已,为宋士英收殓遗体。为营救、掩护、资助同志,他用尽了所有的积蓄,甚至不惜卖掉御寒衣物。而他自己却节衣缩食,过着极为清苦的生活,以致积劳成疾,患上了严重的肺病和胃病。
    胡竺冰早就有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党组织也准备接收他。但为了做好党的外围工作,更好地发挥他在特殊环境中的特殊作用,他留在了党外。然而,胡竺冰以自己的革命实践,忠诚地履行了这一崇高志愿。虽然组织上没有入党,但在思想上与行动上他早已成为一名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是共产党真正的挚友。
    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后,胡竺冰抱病再返无为,开展抗日救亡运动。8月初,张恺帆等人由国民党苏州监狱获释,与胡竺冰在家乡再度重逢,胡家瓦屋即成为无为人民抗日救亡中心。他们在这里召开各种会议,研究抗日动员工作,发起成立“青年救亡协会”、“抗敌后援会”,领导无力人民进行抗战的准备工作。
    1938年胡竺冰应章乃器、朱蕴山电邀,赴六安参加安徽省抗日动员委员会文化委员会工作,与党在大别山的联络处以及新四军四支队保持着频繁的接触。
    同年10月,经党组织的精心安排,通过省抗日动员委员会进步人士的举荐,国民党政府任命胡竺冰接任无为县县长。胡竺冰在新四军四支队的干预下,击溃了拒绝卸任的无为县原县长韦延杰的地方武装。
    胡竺冰就职以后,首先即向全县人民颁发了“动员起来、抗日救国”的方针,安排共产党员胡德荣、张世荣、阮振础等人参加县政府各个部门的工作,任命吕惠生为县政府秘书,组织了由共产党员张学文为司令的无为县抗日人民自卫军,重新组建了由共产党员魏今非为指导员的无为县抗日动员委员会。他又依据中国共产党颁布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广泛开展抗日宣传和群众发动工作。虽然胡竺冰仅仅当了20天县长,但他在短短的任期内,却为抗日救亡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
    1939年,华中新四军完成了向敌后实行战略展开的任务。为配合新四军的军事行动,胡竺冰亲自听取了叶挺、罗炳辉、张云逸三同志的指示,陪同他们巡视沿江一带。在建立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过程中,他经常抱病工作,积极为部队筹措装备、给养。
    但是,胡竺冰光明磊落的行动却遭到了国民党安徽省政府的无理指责,更引起一些政治掮客的嫉恨,惊呼:“无为县红了!无为县是共产党的状元县!胡(竺冰)县长成了共产党的人”。出于政治需要,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以“擅起兵端”为藉口,撤销了胡竺冰的无为县县长职务。对此,胡竺冰丝毫没有退缩,继续在无为县财经委员会主任这个岗位上,履行着抗日救亡的神圣职责。
    此后,胡竺冰又受聘担任无为县抗日干部训练班教师,他把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论新阶段》透彻地讲授给每个学员。他经常应约为战时文化服务社刊物《铁流》写文章,以针砭时弊、宣传抗日。
    1940年春,国民党反动派一手制造了江北磨擦事件。事发后,竟对共产党、新四军进行荒谬的攻击和诬蔑,且以此作为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借口。胡竺冰被列入国民党保八团的抓捕名单之首。他在病中闻讯,愈加加痛恨腐朽而疯狂的反动派,内心憎恶之情无法自抑,病情更加沉重。
    同年4月初,在新四军叶挺军长、张云逸参谋长的亲自过问下,江北游击纵队派员突破国民党保八团的重重封锁,护送胡竺冰去新四军军部就医。途中,胡竺冰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不幸在繁昌大屋家坊与世长辞,终年47岁。临终前,他仍然惦念着无为人民的抗日斗争,又断断续续嘱咐随行亲属:“胡家后代都要参加新四军!”
    胡竺冰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长期以来,他与共产党风雨同舟、患难与共,把全部身心都献给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不愧为“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和“鲁迅式的战士”。建国以后,人民政府追认他为革命烈士,并将遗骨由江南迁葬于无为县绣溪烈士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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