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记忆：红十三军先后曾有过三任军长

胡宁生

内容来源：《浙南红十三军传》 中国文化出版社出版

作者：刘定卿

    到目前为止，党史部门和大家都认为红十三军的军长就是胡公冕，从来没有听说过还有第二任军长。作者在写《浙南红十三军传》的过程中，经过调查走访和深入研究，发现红十三军不止有一位军长，甚至还有第三位军长。现将三位军长的情况介绍如下：

第一仼军长是胡公冕

    1930年3月初，胡公冕奉中央军委之命，抵达永嘉组建浙南红军。5月，成立红十三军，由胡公冕任军长，金贯真任政委，陈文杰任政治部主任，刘蜚雄任参谋长。当时，红十三军只成立第一团，下辖3个大队，约2000余人，是红十三军的直属部队，军部设在胡公冕的家乡永嘉县五尺村。

    5月，王国桢代表浙南红军，参加在上海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在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指导下召开的，会议提出：“在目前革命高潮日益迫近的形势下，准备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创立全国革命政权，已经成为当前的中心问题。”这次大会对王国桢影响很大，为他在浙南执行中央左倾路线提供思想基础。

    中央的“左倾”思想直接影响了浙南特委书记王国桢，他认为胡公冕不敢发动农民暴动，不敢向中心城市进攻，在部队里不重视政治思想工作，致使红军中纪律散慢，部队土匪习气严重。特别是红一团攻打处州（丽水）时，三大队长谢文侯的土匪思想严重，不听指挥，在攻打处州途中，擅自将部队带回，由于谢文侯的“捣蛋”，攻打处州并不理想。因此，王国桢认为谢文侯比土匪还不如。他把这些问题都归结在胡公冕身上，认为胡公冕犯了右倾路线。

    红十三军的问题不断地被王国桢反映到中央。同时，中央还知道胡公冕有个党籍问题：原来早在1928年4月，胡公冕因遭到蒋介石政府的通缉，听从宗侄胡仲横的建议，在上海〈民国日报〉登过简短启事，表明自己不问政治，回山种田。中共中央见报后认为胡公冕已经脱党。后来由于浙南农民武装暴动风起云涌，永嘉五尺农民武装提出要请胡公冕来领导他们武装斗争，中央巡视员金贯真也向中央军委提出，经周恩来同意由中央军委派胡公冕到浙南组建红军。
    此后，中共中央先后两次给浙南特委指示，一次是在1930年5月15日，《中共中央给温州县委的指示信》中说：“胡公冕在国共分家后，曾登报自首，中央曾通知你们及告知金贯真同志不能与他发生组织上的关系。党绝对不能允许自首同志恢复党的关系。但你们仍称之为同志，在工作中亦以同志看待，这是非常严重的错误。胡公冕如能站在革命的立场上工作，党亦只能以革命分子看待他，只能与之发生群众关系。丝毫不能站在个人信仰上封建关系上恢复其组织关系或告知以党的组织原则，完全是违反组织的行动。你们如不立即纠正，中央必执行党的纪律。如胡公冕不站在革命的立场，党必须号召群众反对他制裁他，亦丝毫不能容情。”
    第二次，1930年5月23日，《中共中央给温州中心县委、金贯真及温台永三属红军的信》中，又再次强调胡公冕的党籍问题：“胡公冕在1928年曾在上海登报脱离党，已不是同志了，因为他在上海重新表示很坚决，中央故给他以到群众斗争中的工作环境，获得努力革命工作的机会，然而他许多观念是错误的。根据王同志（王国桢）的报告，更见得他完全是走旧的机会主义的路线，党的新路线精神，红军的策略路线，他都不了解。他的行动和思想，很明显的不能在党的领导下工作。离开温属回沪军委另外分配他的工作。”
    不久，中央通过浙南特委命令胡公冕离开红十三军。胡公冕才知道大事不好，于6月底匆匆忙忙赶往上海找周恩来。过去，对中央命令胡公冕离开红十三军，许多人在回避这个事实，主要原因是怕影响到胡公冕的声誉，不愿意捅破红十三军和浙南特委内部存在“左倾”与所谓“右倾”两条路线之争的事实。所以，都以胡公冕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为由搪塞过去。
    浙南特委在《中共浙南特委七月份工作报告》中，可以证明胡公冕是被中央命令离开红十三军的：“浙南第一次代表大会对红军问题决议，加紧红军的集中领导和统一指挥，在三月内实现一万红军的决议。我们根据这个决议案，一方面通知温、台各游击队，派重要代表开军事会议，讨论集中地点和发展方向；另一方面执行中央对于浙南红军的指示，令胡公冕離開溫屬。”
    這就是胡公冕被中央命令離開紅十三軍的原因，由於紅十三軍政委金贯真牺牲过早，使得军长胡公冕与浙南特委书记王国桢的关系无法协调。在“左倾路线”干扰之下，胡公冕被迫离开了红十三军，实际上胡公冕只当了两个月的军长。

第二任军长是陈文杰

    2016年元月，我与温州一位研究浙南党史学者闲谈时，提到为什么至今还没有一部完整的浙南红十三军军史？他说浙南红十三军的历史你能搞得清楚？你知道军长是谁吗？我说当然是胡公冕。他告诉我在五十年代，温州翠微山烈士墓中，陈文杰的碑铭上注明是红十三军军长。他为了让我相信，道出了过去曾在民政部门工作的经历。

    无独有偶，一篇徐顺平先生写的《胡公冕访谈录》里，说1964年胡公冕回温州，在参观江心屿烈士纪念馆时，当讲解人员说到红十三军军长是陈文杰时。胡公冕很生气，他说：“这是违反历史事实，陈文杰是红十三军政治部主任，怎么说他是军长呢？军长是我，周恩来总理知道的，他当时是中央军委书记。”胡公冕的话，使我惊讶，这么大的事，是民政部门弄错了，还是另有隐情呢？

    这说明红十三军不止胡公冕一个军长，陈文杰很可能就是第二任军长。胡公冕离开红十三军后，是谁接替他为第二任军长呢？胡珠生先生的《温州近代史》中，发现他有红十三军第二任军长的说法。胡先生是永嘉五尺村人，与胡公冕同乡。195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在中国古代史、中共党史和温州地方史着力较深，是温州首屈一指的著名历史学者，曾任温州博物馆副研究员。他著的《温州近代史》是研究温州近代史的开山之作。他在写红十三军这段历史时，曾作了大量的调查和研究，并对红十三军的历史有独特的见解。

    胡珠生在《温州近代史》第367页，有这样一段话：“8月中旬，陈文杰前往缙云县南溪村（位于永嘉县界坑西北）红一团三连连长潘善春家，召集南溪、外前、木栗和仙居县陈坑村等地二三十名红军骨干开会，宣布军部决定：红一团向西进军，先打缙云城，打进缙云，再进攻永康，然后会合永康三十里坑的红三团一起攻打金华府。这样，我们就可和江西红军联成一片，红军力量大了，把蒋介石赶掉。同时宣布纪律。不久，红三团派邢火城来南溪，准备接应。25日，第一团集中下嵊（或作石染），由陈文杰整编，陈奉命任红十三军军长，把团部扩大为第一师师部，胡协和升任第一团团长。整编后，红一师雷高升、胡协和等在陈军长指挥下从五尺西进，……”

    胡先生写的这一段，是1930年8月，正是红十三军的鼎盛时期。浙南特委书记王国桢根据中央的要求将中共浙南特委改为浙南总行委，并向中央提出要将红军发展到一万多人。为此，浙南特委决定将团扩大为师，任团长雷高升为第一师师长，红十三军政治部主任陈文杰任军长。

  　胡珠生先生是第一个认为陈文杰是红十三军第二任军长的学者，为此，他找到了许多国民党内部通讯的证据，一是国民党浙江省政府秘书处编辑的《铲共丛论》中《浙南共产党过去情形略述（摘录）》，中说到：“……浙南总行委机关，设于永嘉与瑞安交界的渔洋（应为渔潭）地方，委员7人，书记王国桢，军委为伪中央所派的陈文杰，其他（特）委为李文钱、梅影、赵胜、曹珍及一女姓（性）名阿风的，但机关所在，为永嘉县政府与保安队第四团所侦获，拿获总行委秘书长金缄三、秘书张子玉等2名，要证百余件，亦都连带搜得。过了几天，陈文杰又在永嘉上董的地方，为保安队捕获，即呈准处以死刑。那时陈犯兼任红军第十三军军长才无多日哩。”

    二是1930年9月19日，上海《民国日报》在《温州通讯》一栏的报导：“温邑剿匪指挥部，于九月二十一日下午四时许，派队押送共犯陈文杰一名，赴松台山刑场，斩首示众。查该犯，宁波人，充红军十三军军长，兼任共党浙南军委，浙南特委会常委等职云。”

    此外，还有一份《剿办温属各县匪共情形述略》中，也称陈文杰是红军军长：“温州永瑞平三县，本属共匪炽盛之区，其初由谢文锦、王国桢等，借救穷会名义组织，群愚蚁附，至十九年陈文杰、胡公冕等，复正式成立红军，并联合台属之黄、临、温、仙各县土匪数千，组织浙南行动委员会，侧重军事行动，情势颇为严重。幸驻防保安队努力痛剿，将红军军长陈文杰格毙，胡公冕亦出走。”

    我们从以上国民党旧政府保存的资料中发现，从1930年9月起，国民党的报纸和保安部门都称陈文杰为红十三军的军长。难怪温州民政部门认定陈文杰也是红十三军的军长，只不过没有说明他是第二任军长。

从文献中发现还有第三任军长

    从9月起，红十三军在敌人大规模的围剿下，开始走向失败，红三师在攻打壶镇失利后，部队很快化整为零，只有少数人坚持游击斗争，使红十三军失去西部的配合。9月21日，军长陈文杰被叛徒出卖，被捕后英勇就义；9月初，胡公冕重返红十三军后，面对大军压境的形势，为了保持部队有生力量，在龙溪召集胡协和、谢文侯部开会，名义是化整为零，分散隐蔽，实际上把部队解散了。王国桢、雷高升、李振声等即率部离开楠溪，在去江西中央苏区途中，在青田白岩村被敌人包围，损失惨重。

    中央发现问题后，立即派新的军长和政委到浙南，力图恢复红十三军。我们从文献中发现1930年10月时，红十三军还有中央新派来的军长和政委。在浙南特委给中央的报告中说：“10月19日，潘、李、段、刘等同志到达温州，已接上关系。”

    1930年11月12日，在另一份浙南特委给江南省委的报报告中，我们发现了军长和政委同時都参加会议的线索：“11月5日至8日，浙南特委在路桥黄杰家中召开了扩大会议，参加会议有特委委员六人（军长与政治委员都在内），临海代表一人，瑞安代表二人，二师一团团委代表一人。大会对于三全扩会（即六届三中全会）材料，因环境关系，只讨论一个政治决议案，对决议案完全接受。对于浙南过去的工作有一详细的检查与批评，并认为特委有迁移赤色区域与改组的必要。大会实际加强特委本身外，还须建立温、台、处三个中心县委之必要。因此便决定马上改组了特委。可是为要加强特委来改组，而结果适得其反，因为书记王同志（王国桢）认为新派来的军长与军委对本地语言不通，王同志对一师有相当信仰，要求到红军去工作，同时军长与政委都主张不参加特委……”

    解放后，由于红十三军的历史研究一直处于停滞不前，我们直到在1988出版的《红十三军与浙南特委》一书中，才知道中央有这次派遣，但不知其中那一位是军长？那一位是政委？1996年，台州党史办张善相同志经过8年的努力，才认定潘同志就是新任政委潘心元，但巳于1930年的12月初去温州开会的途中被捕，当天牺牲，並在玉环苔山岛上找到潘心元的墓。剩下李、段、刘中到底哪一位是军长至今仍不清楚。

    这里所说的军长是谁呢？有人认为李超时的可能性最大，他当过红十四军的军长，还兼过军政委，他是最有资格的军长人选。中央为了恢复红十三军，曾于1930年11月派李超时到浙南巡视，中央不会无缘无故派他到浙南巡视，中央是有意图的，就是先让他熟悉浙南情况。潘心元先前也同样是先到浙南巡视，后来中央任他为红十三军政委。

    那么，中央会不会也先让李超时到浙南巡视后让他当军长呢？但是，这种推测也是站不住脚的，问题是李超时于11月19日抵达瑞安，而浙南特委扩大会议是在11月5日和6日召开的，那时李超时还没有到达温州，也不可能参加特委扩大会议。因此，不主张参加特委的那位军长，肯定不是李超时。但是，李超时还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讯息，他在巡视后于1930年11月21日给中共江南省委的报告中提到：“红十三军第一师自柴水清（香）同志牺牲后，即被胡公冕领导，一部分雷领导。经过几次打击，分散为数部分，雷本身还领导四五十人，段、李动摇返沪。”

    李超时在这里提到的段、李究竟是谁呢？据原温州市委党史办主任章景濂在《红十三军活动始末》的注解中，曾认为段同志很可能就是新来的军长，后来他认为红十三军已无法再恢复，就动摇回上海了。那么，这位段同志叫什么名字呢？是从那里调来的？在此后浙南特委与中央来往的文件资料中，我们再也没有发现过这位军长的有关讯息。

    这位神秘军长的发现，应该引起党史部门和研究红十三军历史学者的关注，这是红十三军历史中很重要的一个问题。这位不懂本地话、又不肯参加浙南特委的军长到底是谁？他的出现是否又会成为红十三军的另一个谜呢？

    信息提供：胡亚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