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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与林语堂


林语堂



胡适





胡适手迹

  

有意义与有趣味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曾子的这几句话是胡适毕生推崇的人生态度，也是他自己身体力行的座右铭。据他1936年1月9日给周作人的信，他心中的“三位大神”是孔子、王安石和张居正。他有所取于孔子的是“知其不可而为之”，有所取于王安石的是“但能一切舍，管取佛欢喜”，有所取于张居正的是“愿以其身为蓐荐，使人寝处其上，溲溺垢秽之，吾无间焉，有欲割舍吾眼鼻者，吾亦欢喜施与”。胡适是个无神论者，但他心中的这三位大神，所体现的却是极崇高的乐观奋斗和朝闻夕死、牺牲奉献的宗教情操。

   林语堂所向往的人生境界则是老庄的逍遥自适，而非儒家的沉毅刚健。就有宋一代而言，林语堂所景仰的人物，绝非以变法自任的政治家王安石，而是潇洒奔放、吟啸自如的苏东坡。林语堂为苏东坡立传，对他的人格思想都备至推崇。至于明代，林语堂的兴趣绝不在权倾一时的张居正，而是在晚明文学中以“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为宗旨提倡“性灵文学”的公安袁氏兄弟，而尤其属意于排行第二的袁宏道（字中郎）。林语堂与周作人等共同提倡晚明文学，点刊《袁中郎全集》，竟使这个晚明诗人成了上世纪30年代的时髦人物。在清代人物中，胡适对戴震、章学诚的学术思想有精深的研究，并将戴震视为清代反理学思想的代表人物。林语堂则对李渔、袁枚两人情有独钟，李渔的《闲情偶寄》和袁枚的《小仓山房尺牍》曾被林语堂多次征引，翻译在他的英文著作中。胡适的兴趣多在儒林传中人物，而林语堂则在文苑。

   林语堂极重视生活的情趣，畅销一时的英文名著The Importance of Living（《生活的艺术》）就是一本专论生活情趣的作品。在他看来，沈复的《浮生六记》描述了接近理想的一种生活方式，而书中的芸娘则是中国文学里一个最知情识趣的女人。他明确地指出：“生活的目的是真正地享受生活。”胡适几乎不谈生活的情趣，他所乐道的是生命的意义或生活的内容这些极严肃的话题。他自作的白话诗“不做无益事，一日当三日，人活五十年，我活百五十”最能体现他的生活态度，他在1919年写了一篇为大众说法的《新生活》短文，他给“新生活”所下的定义是“新生活就是有意思的生活”。此处“有意思”三个字，绝不意味着林语堂所说的“有趣味”（interesting, fun, or enjoyable），而是“有意义”（meaningful），胡适要我们每做一件事，都问一个“为什么”， 要是回答不出“为什么”，就不是“有意思”的生活。在林语堂看来，这样的生活态度很认真，也很严肃，但却未必有趣味。在生活的内容和态度上，胡适所关切的往往是“我们应该做什么”，而林语堂关切的则是“我们喜欢做什么”。在他看来，即使我们所做的都能对“为什么”有一个冠冕堂皇的回答，但我们却丝毫不能从这样的生活中得到乐趣，那么，这样的生活依旧不是理想的生活。换言之，我们虽然回答不出“为什么”，但如果我们真的乐在其中，这种“受用”的本身，就是生活的意义。他在《中国文化之精神》一文中，用李白“暮从碧山下，山月随人归”及程颢“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这几句诗来说明“人生追求幸福的目标”。 这个境界体现了山林和田园的恬淡与安详，这种带着山林气田园味的生活绝不是胡适追求的生活目标。

   “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这句话乍听有些颓废，但“有益无益”，在林语堂看来，不能是我们生活唯一的标准和选择。在“有益无益”之外，必须再加上“有趣无趣”，无益而有趣之事，林语堂未必不为；有益而无趣之事，林语堂未必为之。在英译《浮生六记》的序中，林语堂说道：“我真诚地相信，一个谦卑渺小的生命能快乐地过一辈子，是宇宙间之至美。”

   胡适望重士林，深知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的严重性，所以立言宜慎，从不轻率为文。正如他在《胡适文存》第一集自序中所说：“不曾做过一篇潦草不用气力的文章。”行文如此，行事也颇拘谨。林语堂行文比胡适潇洒，没有“不用典”、“不讲对仗”、“不模仿古人”这一类的清规戒律。在林语堂的文章里，古今结构并存，文言白话不分。

   胡适和林语堂都喜欢办杂志。胡适办过的杂志，比较著名的有晚清的《竞业旬报》、五四以后的《努力周报》和抗战前夕的《独立评论》等。林语堂所办风行一时的三个杂志是《论语》、《人间世》和《宇宙风》。这三个杂志和《独立评论》几乎同时发行，成了上世纪30年代中国学术界和文学界几个标志性的刊物。《独立评论》主要是针对当时的时局和政治，给予严肃认真的分析与批评。而林语堂所办《人间世》等三个杂志，则是以闲适幽默的笔调谈些生活琐事或个人的哀乐，所谓“宇宙之大，苍蝇之微”无不可以入文。杂志风格的不同反映了胡适和林语堂个性上的差异：胡适无时无刻不以改造社会人心自任，而林语堂则感到日常的生活已经够单调，负担够沉重，他想在单调沉重之外，另立一个轻松愉快的典型。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国难方殷，举国都淹没在救国爱国的狂潮之中，林语堂偏在此时提倡晚明小品，写幽默闲适的文章。这与其说是一种逃避，不如说是一种抗争——拒绝人云亦云，坚持说我自己的话，保持我自己的风格。和胡适相比，林语堂的“个人主义”更多了一点我行我素的洒脱。他把自己1934年出版的文集《我的话》上册，又命名为《行素集》，取意正在于此。林语堂不出世，也不避世，他能在世俗的喧嚣中，建构起自己的一个小天地，在这个小天地之中，俯仰笑傲，乐在其中，享受他自己的风雅和情趣。他未必“玩世”，但却有些“不恭”。他没有鲁迅的横眉冷对，没有梁漱溟的苦思焦虑，也没有胡适的忧国忧民。他在嬉笑怒骂之中，对家事、国事、天下事也都有所评说。

信仰、宗教与科学

   胡适从小受范缜《神灭论》的影响，是个无神论者。留学美国期间，他一度几乎成了基督徒，但很快就觉悟到教会用“感情的手段来捉人，……深恨其玩这种把戏”。从此胡适与宗教无缘。他花了大力气研究禅宗，但他的兴趣主要是在禅宗史，而非禅宗的教义。1937年，他在哈佛大学300周年校庆的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中国的印度化》（“The Indianization of China: A Case Study in Cultural Borrowing”），主旨在讲文化转借，说明佛教对中国文化深刻的影响，而非佛教本身。他相信“天国不在天上也不在人心理，是在人间世”。他不信佛教的轮回，也不信基督教的永生，他提倡社会的不朽，善固不朽，恶亦不朽。小我透过大我——社会，无论是贩夫走卒还是帝王将相，都同样不朽。每个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笑，一个念头，一场功劳，一桩罪过，也都永远不朽”。这样的“社会的不朽”就是胡适的宗教。表面上看来，小我不朽的意义唯有透过大我才能彰显，然而这并不是说小我是无意义的；相反，整个大我的功过成败，都是由无数小我造成，所以每个小我切不可小看自己，甘心做个自了汉。在胡适的宗教里，既没有教堂，也没有庙宇，不须剃度，也不须受洗。所有的只是一个“不朽”的信念，这个信念减轻了我们对死亡的恐惧。“今生”有其自身的意义和价值，并不是为虚无缥缈的“来生”服务的。胡适之所以是个无神论者，是因为有神论者始终提不出有力的证据来证明神的存在。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必须由科学来验证的问题。

   在胡适的思想体系中，哲学和宗教都需受到科学的制约。1929年6月3日，他在大同大学讲“哲学的将来”，认为“过去的哲学只是幼稚的，错误的，或失败了的科学”。这样界定哲学，简直让哲学成了科学的附庸了。

   林语堂出身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父亲是个牧师。但他对基督教却有过一段反叛的时期，觉得有些基本教义是荒诞而可笑的。在他的《八十自叙》中，他说：“我小小年纪便怀疑上帝是否无所不在，是否在我头上几寸的地方。怀疑我们为什么每餐要感谢上帝。”1939年，林语堂在他成名之后，大胆地宣称：“今天宗教让我特别不能接受的是对有罪的强调。我并没有有罪的感觉，也不觉得须遭天谴。”这是对基督教“原罪论”的公开挑战。一个人一旦觉得“无罪”，基督教的其他教义就无立足之地了。

   然而，这样的叛逆心理并没有让林语堂成为无神论者，他始终对大自然存有敬畏。他始终相信有一个“造物者”的存在。他说，仰望穹苍，观落日与星空之美，这已足够说明神的存在。是否有神，在林语堂看来，不是一个“拿证据来”的问题，也不是一个科学能够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人对大自然的一种感受、一种认知，这种感受和认知是完全属于个人的。他为科学、宗教、文学、艺术与哲学下了一个简单的定义：

   用最简单的话来说，科学是对生命的好奇，宗教是对生命的崇敬，文学是对生命的惊叹，艺术是对生命的品味，而哲学则是在我们对宇宙有限了解的基础上对生命的态度。

   至于对信仰，林语堂把它界定在美感的经验之中，是一个人感知上最后的归宿。这种经验与其说是宗教的，不如说是诗意的。这样的界定信仰，真可以说通情达理，免去了许多无谓的意气之争。

   林语堂虽未加入1923年“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但从他对宗教和哲学的态度，可以看出他是更同情张君劢的。胡适在1923年5月11日，写了一篇短文《孙行者与张君劢》，讥讽张君劢人生观不受科学制约的论点，指出张君劢自相矛盾处很多，跳不出逻辑的定律，就如同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的掌心。这是胡适文字中少有的语带讥讽而又不甚庄重的文章。林语堂看了这篇文章之后，对胡适过分崇信科学的态度不甚以为然，但对行文的风格和语气则表示激赏，认为已有了幽默的雏形：

   我看见你的《张君劢与孙行者》的一段文字，着实有趣。自从白话输入以来，我已渐渐儿看见“谐摹”（拟译humor）的著作了。上几期一篇在《努力》论坏诗，假诗里头，真有谐摹（或作诙摹）。但是胡先生你未免太信如来佛了（即赛先生）。此外你还信个文殊菩萨（即逻辑君）及一个普贤菩萨（即白话）。这位普贤菩萨作孽最深，善男信女恭奉的也最多。

   从这段话很可以看出胡林两人在思想上和风格上的异同。林语堂借用胡适讥讽张君劢的笔调来说明他不同意胡适“科学万能”的看法，指出了胡适的几个盲点，即过分崇信科学、逻辑与白话。这是很深刻、也很切中胡适痛处的。

   林语堂的文字风格虽与胡适不同，但在一些大问题上，他们的取向是很接近的。1926年，胡适发表《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这是他往后谈西化或现代化议题的总纲领。在文中，他首先打破了用“精神”和“物质”的二分法来谈文化或文明的传统作法。他要扭转中国人牢不可破的一个观念，即中国的物质文明或许不如西方，但中国的精神文明则凌驾在西方之上。在他看来，一个为了温饱而挣扎于贫病边缘的民族是创造不出高等的精神文明的。此文收入《胡适文存》第三集，在文后附录了林语堂1928年一篇题为《机器与精神》的讲稿，对胡适的论点有更进一步的阐发。林语堂反复说明：“有机器文明未必即无精神文明”，换言之，“没有机器文明不是便有精神文明”，最后，将全文归结为“机器文明非手艺文明人所配诋毁，也无所用其诋毁”。显然，胡适在这个重大的议题上，是引林语堂为同调的。

中学西渐

   在中国近代史上，将西学引进中国的学者不乏其人，如中国第一个耶鲁大学毕业生容闳、译介西方名著的严复，都是引西学东渐的佼佼者。但将“中学”介绍给西方而有重大贡献的人，则屈指可数。胡适和林语堂是少数人中最有成绩的两人。胡适的英文著作数量庞大，但主要集中在思想史的研究上，因其形式多为学术论文或演讲稿，影响主要在学界。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胡适出任驻美大使（1938—1942），发表的演讲和时论较多，对美国当时的外交政策发生过一定的影响，但事过境迁，现在只有少数的胡适研究者还在看这些材料了。林语堂的英文著作，无论在数量上和种类上都超过胡适，他的小说和对中国文化一般性的介绍都是为“大众说法”。在英语世界里，林语堂是个更为人知的中国作家，而一般西方人也把他当成哲学家。

   林语堂透过他的英文著作，让西方人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留下了深刻美好而又持久的印象，最好的例子莫如瑞典皇家人文科学院院士马悦然（Goran Malmqvist）的自述。2006年台北的林语堂纪念馆和东吴大学合办了一个纪念林语堂110周年诞辰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中，马悦然发表了题为《想念林语堂先生》的回忆性文字。马悦然第一次接触到林语堂的著作是在1946年，那年他22岁。他的一个伯母借了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给他看，60年以后，他回忆这件事：“没想到一位陌生的中国作家会完全改变我对自己的前途的计划和希望。”马悦然原来是打算大学毕业后，在瑞典高中教“拉丁文和希腊文的诗歌和散文”的。林语堂的书使他走上了研究中国文学和音韵学的路，从此他一生的研究、工作和中国有了密切的关系。从他自己的叙述看来，说林语堂改变了马悦然的一生是并不为过的。

   正因为马悦然对林语堂是如此的心悦诚服，他是透过林语堂的著作去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的。在他纪念林语堂的文章里，长段地征引了小说《京华烟云》中对北京近乎完美的叙述。1980年，马悦然到了北京，但找不到林语堂笔下的古都了。于是他大为悲恸：“（我）真的哭得出眼泪。那时的北京完全不像林语堂先生所描写的城市。”这种催人泪下的力量正是林语堂在给郁达夫的信中所说的“使读者如历其境，如见其人”。透过这种文学的力量，林语堂在读者的心目中为北京的事事物物铸就了一种永恒的形象（perpetual images），这个形象不因时间之推移而稍有改变。马悦然的眼泪，一方面说明了林语堂文学技巧的成功，一方面却也说明了他为林语堂所误导。当然，林语堂绝非有意误导，而是读者情不自禁地受了他的催眠。林语堂笔下的北京与其说是某一时期真实的北京，不如说那是林语堂心中的北京，感受和真实的存在之间当然是有距离的。

   永恒的形象常使外国人怀着看博物馆的心理来看中国，结果真实的中国反而成了一定的虚幻，而心中的形象反而成了真实。林语堂的著作常能使读者发“思古之幽情”，感到当前的种种都是过往的一种堕落或变形。

君子之交

   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台北“中央研究院”的酒会上心脏病猝发逝世。3月3日，也就是胡适死后一星期，林语堂在纽约写了一篇悼念老友的文章，发表在1962年4月1日出版的《海外论坛》上。文虽不长，但对胡适有极其崇高的评价，指出胡适无论在“道德文章”、“人品学问”上都“足为我辈师表”：

   胡适之先生的肉身已经脱离尘凡，他留给我们及留给后世的影响是不朽的。他是一代硕儒，尤其是我们当代人的师表。处于今日中西文化交流的时代，适之先生所以配为中国学人的领袖，因为他有特别资格：他能真正了解西方文化，又同时有真正国学的根底，能直继江永戴东原的师承而发扬光大汉学的考据精神，两样齐全是不容易的。他有戴东原实事求是的态度；而无汉学末流公羊派的偏狭门户之见。

   林语堂在悼文中，比较了胡适与鲁迅，他说：“在人格上，适之是淡泊名利的一个人，有孔子最可爱的‘温温无所试’可以仕、可以不仕的风度。鲁迅政治气味甚浓，脱不了领袖欲。适之不在乎青年之崇拜，鲁迅却非做得给青年崇拜不可。”“不在乎”这一点，林语堂和胡适有共通处。

   （全文载《鲁迅研究月刊》2010年第8期，本刊发表有删节）

责任编辑: 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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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出走大陆始末
胡适（1891—1962）， 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其中，适与适之之名与字，乃取自当时盛行的达尔文学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典故，安徽绩溪人。胡适是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家、文学家、哲学家，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
正因为胡适作为中国文化界泰斗型的人物， 他理所当然一直是国共两党“争夺”的对象。
1945年4月， 联合国制宪会议期间，董必武曾受毛泽东委托，希望胡适在战后民主建国过程中支持中共。7月，毛泽东再次通过傅斯年向远在美国的胡适转达问候，争取他对共产党的支持。对此，胡适也作出了积极的回应，并向重庆发了电报，托人面呈毛泽东。他在电报中规劝毛泽东和共产党向英国工党学习，放弃武力，走议会政治之路。这对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的毛泽东和共产党来说，显然是不可能接受的。9月，胡适被国民政府认命为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倒向”国民党大势已定。
不过，中共并没有放弃胡适。
1948年底，中共在内战中逐渐取得优势的时候， 国共两党在人才资源上也展开了一场没有硝烟的争夺战。当时，毛泽东曾表示：“只要胡适不走，可以让他做北大校长兼北京图书馆馆长！ ”。但胡适对此不以为然， 他说：“不要相信共产党的那一套”。12月15日，北平南宛机场， 蒋介石派专机把胡适运出被共产党军队重重包围的北平城。随后，中共中央宣布胡适是“战犯”。
1948年1月底， 平津形势趋紧之时，南京方面朱家骅、傅斯年、蒋经国等在蒋介石授意下磋商谋划“抢救”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的细节办法。1948年12月13日，蒋介石专门派大员飞抵北平劝胡适南下， 但胡适以正忙着筹备北大50周年校庆为由不肯南下。第二天， 蒋介石闻讯两次亲自打电报摧促胡适飞南京， 说时间紧迫不容再拖延， 并于14日再次派出专机飞北平， 实施紧急“抢救计划”，“抢救” 对象首先便是胡适、梅贻琦（清华大学校长），其次是平津的知名教授如陈寅恪、陈垣、毛子水、钱思亮等。事已至此，胡适这才下了走的决心，同时，胡适还力劝辅仁大学校长陈垣， 陈垣不走， 胡适小儿子胡思杜也表示留在亲戚家。当时胡适想小飞机也带不走多少人就同意了。
12月15日，陈寅恪、毛子水、钱思亮、英千里等人分乘两架飞机抵南京明故宫机场，王世杰、蒋经国、朱家骅、传斯年、杭立武等在机场迎接，转天中午，蒋介石便在宫邸设午宴为胡适一行接风。
就在胡适与陈寅恪等人飞离北平后的第六天，1948 年12 月21日， 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率领第二批被“抢救”的学人飞离北平，抵达南京，同机者有李书华、袁同礼、杨武之、江文锦等人。梅贻琦对记者抱怨机场跑道太软， 似是有可以多载几人而不能之意。国民党政府立即授予他教育部长之职，可几天后他便辞职，成了国民党历史上最短命的教育部长，自称是未能将大部分的北平教授接运出来，他感到惭愧，实际上，却是相当一部份学人并不愿意搭乘国民党的飞机飞离北平， 这里有学人们对文化氛围的眷恋， 但更多的是强烈的爱国之情。
当然，这段时间共产党方面也未放弃对胡适的争取，至少希望他不要离开北平，不要离开北大。
在胡适还没有决定离开北平时， 西山一带的中国共产党广播，已经明确宣布：只要胡适不离开北平，不跟蒋介石走，中共保证北平解放后仍让胡适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和北京图书馆馆长。北大同仁与下属也有劝胡适留下的，但胡适只是摇摇头，还是决定走。劝得急时，他留下三句话：“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 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后来有朋友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给胡适的一个口信，说：“只要胡适不走，可以让他做北京图书馆馆长！ ”但胡适听后，只冷冷地回了一句：“不要相信共产党的那一套！ ”1952年2月， 毛泽东在接见政协的知识分子代表时说了一段对胡适盖棺定论的话：“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找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 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煞，应该恢复名誉吧。”毛泽东显示了大政治家的胸怀，也是表示对胡适已无争取的可能。
但是后来， 胡适还是决定走了！ 其实，对于胡适的南飞，北平城外的共产党早有意料。
按照共产党的习惯， 知识分子被区分为同情革命的左派和反对革命的右派。一向反对暴力革命、主张渐进式改良的胡适自然是一位十足的右派， 属于反革命的阵营。要把这样一位“阶级敌人”挽留下来，不啻为天方夜谭。
但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争取北平城内犹豫不决的知识分子，作为“抢救学人”计划头号人物的胡适，共产党自然一再挽留，不仅通过电台宣传，而且通过城内的地下党做其工作。时为北大哲学系研究生的中共地下党员汪子嵩，承担了这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当时， 汪子嵩仅仅是哲学系的研究生， 与身居北大校长职位的胡适并不熟悉。为了方便工作，汪子嵩首先找到了同情革命的北大哲学系教授郑昕。郑昕与胡适同为安徽人， 彼此向来以老乡相称。当郑昕得知共产党有意挽留胡适的消息后， 利用打麻将的机会，向胡适转达了共产党的意见。但胡适始终没有表态。此时，汪子嵩就已经意识到， 留下胡适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在胡适面前失败的并不仅仅是汪子嵩一个人。在围城之初，胡适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时的得意门生昊晗曾两次登门劝其留下，并转达毛泽东的意见：“只要胡适不走， 可以让他做北京图书馆馆长。”但胡适却劝告吴晗：“不要相信共产党的那一套。”师徒二人因此不欢而散。
1948年12月15日夜，也就是解放军围城第3天，胡适与清华大学教授陈寅恪等人登上了蒋介石派来的专机，于16日抵达南京。
12月17日，北大50周年校庆正值胡适57岁生日， 蒋介石夫妇在黄埔路官邸再设寿筵宴请胡适夫妇。蒋介石平日请客从不备酒，那天特为胡适备酒贺寿， 可谓破格示敬。在中原动荡、江山易手之际， 蒋介石仍对其百般礼遇和敬重，令其深受感动。有人私下问他对共产党的看法，他说：“毛润之，我和他熟悉。我可以写信给他，不要打仗。至于到共产党那里去，我不会。两害相权取其轻，我愿意留在蒋的一边。”也许正是出于对蒋介石对他本人的诚挚无伪的礼敬， 胡适不得不从心底里———或者说从文化心理深处———感到有从道义上全力支持蒋介石的义务，所谓知遇与感恩，这也是胡适晚年在政治上始终不能与蒋氏分手的重要原因， 尽管他本人对国民党似乎是始终没有过好感。胡适在中国公学的学生吴两次劝胡适留下，但话不投机，不欢而散。
1948年的最后一天， 在南京，对着滚滚而去的长江，胡适一边喝酒， 一边背诵着陶渊明的《拟古》诗，不禁潸然泪下。他哀伤的不仅是国民党政权的败亡，还有他热切向往的渐进变革之路的中断。
尽管有不少学者选择了南下， 但大多数知识分子还是决定留了下来。胡适到南京后曾安排专机到北平， 点名要接走几位老朋友， 而他自己亲自到南京机场恭候。飞机返航，舱门拉开，他满怀希望要同老朋友会面， 然而除了一两个以外， 其他他想接的人都没有走出机舱。胡适当时大哭一场，心中很不是滋味。
1949年1月21日， 胡适得知蒋介石已下野离开南京，李宗仁任代总统。第二天早晨，他收到了“总统府”秘书长昊忠信的来信：“总统府资政”的聘书。1月24日早晨，胡适写了一封信给吴忠信， 恳切地表示：请先生千万代我辞去总统府的名义与俸津。聘书也请先生代为收回，并乞先生勿发表此事，以免报界无谓的猜测与流言。
2月12日，胡适对好友雷震说，蒋介石有意让他出面组织一个在野党， 但他觉得自己“个性不适合”，做不了这件事。
2月13日，胡适接到国民党中央青年部部长陈雪屏的来电，说外交部部长昊铁城希望他来做驻美大使。在这个问题上胡适一直比较清醒。2月14日， 他就复电：“深信个人说话较自由，于国家或更有益，故决不愿改变。”
就在这段岁月里， 胡适重提了“和比战难”的口号，胡适正是意识到和平是不可能的， 也就接受了蒋介石请他去美国的要求。
4月21日，胡适乘坐的轮船抵达旧金山，还未进港口，海关人员就带来一批新闻记者， 挟着报纸来访问他。胡适忙接过报纸，他首先看的消息，是国内和平决裂，共军已经渡江。他意识到：在这种情形下，要与外国新闻记者谈话，是多么困难。
国民党政权即将在大陆崩溃，美国朋友问胡适的态度，他表示：“不管局势如何艰难， 我始终是坚定地用道义支持蒋总统的。”
5月28日，蒋介石给胡适写了一封密信：现时对美外交之重点，应特别注意于其不承认中共政权为第一要务。至于实际援助，则尚在其次也……
胡适大致上就是按照蒋介石的这一思路， 开展他最后的外交努力，所以有人说他是“不是大使的‘大使’”。然而国内局势迅速变化，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使他深感抬不起头，精神上苦闷极了。
7月16日，胡适在美国展开民间外交的各种努力都归无效，他通知驻美大使馆，取消一切约会，不接见任何政府或国会的领袖。蒋介石对胡适的期盼随之落空。尽管如此， 中共仍然没有停止对胡适的“统战”。1949年5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胡适的老朋友、史学家陈垣《北平辅仁大学校长给胡适的公开信》。此信首先介绍了他对当时中国社会的感受：“人民在自由的生活着， 青年们自由地学习着、讨论着，教授们自由地研究着……”，最后“劝胡适回到新社会”。但胡适一直坚信此信是“伪作”。
1952年，胡适回忆了当年的复杂心情：
在民国三十八年， 我感到抬不起头， 说不出话。我曾对家人说：“不要以为胡适之在吃自己的饭。”我们家乡有句俗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以我几十年的经验，我感到青山就是国家。国家倒霉的时候，等于青山不在，青山不在的时候，就是吃自己的饭，说自己的话，都不是容易的事情。我在国外这几年， 正是国家倒霉的时候，我充满了悲痛的心情，更体验到青山正是我们的国家。这次出去我很苦痛， 由于许多老朋友的失败心理， 使我感到难于说话。所以在民国三十八年七月十六日，我通知中国驻美大使馆，取消一切约会， 不接见任何政府或国会的领袖。在这个时候，只有替国家保留一些尊严， 替国家保留一些人格。
在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1949年12月10日，蒋介石从成都乘军用飞机仓皇逃往台湾。
胡适为了生计，在美国任葛恩德东方图书馆馆长、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研究员。1950年12月17日，胡适59岁生日那天，收到蒋介石从台湾寄来的亲笔信， 为他祝寿，还邀请他去台湾，胡适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因为不断传来的有关台湾腐败的消息，已使他心灰意冷。
此时美国政府已对蒋介石彻底绝望， 但又不甘心美国策略在中国的失败， 于是制定了一个暗杀蒋介石由胡适取而代之的计划。国务院远东事务司司长腊斯克约胡适长谈了一个半小时，但遭到胡适的坚决拒绝。他说：“鉴于蒋公对自己的真情礼遇， 决不干乘人之危之事。”
胡适在总结了国民党惨败的原因及教训后， 于1951年5月给蒋介石写了一封长达4000余字的信，在信中建议蒋介石实行多党的民主宪政，有效地改革国民党，而这种改革的首要一条是“蒋公辞去国民党总裁的职务”。这触及到蒋介石的根本利益，但有意思的是，蒋介石并没有动怒， 反而觉得这个远在美国的诤臣仍然关心党国。“由他说去”，是蒋介石多年来调整他和胡适关系的法宝。
1952年11月19日，胡适应邀回台湾讲学， 蒋介石派蒋经国代表他到机场迎接。次年1月16日，蒋介石设宴为胡适返美饯行， 胡适又抓住机会尖锐地抨击台湾没有言论自由，蒋介石竟然表示“这问题当为戒”。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蒋公约我吃晚饭。谈了两个钟点，我说一点逆耳的话，他居然容受了……” 胡适离开台湾的时候， 对前来机场送行的蒋经国说：“总统对我太好了。昨天我们谈得很多，请你替我谢谢他。”
1958年4月2日，胡适结束了漂泊的寓公生活， 回台湾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台湾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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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傅国涌眼中的毛泽东


１９４５年８月抗战刚胜利时，远在美国的胡适给毛泽东发了一份电报，差不多快十 年后，１９５４年，他为司徒雷登《在中国五十年》所写的序中重提此事，说：
“司徒（雷登）博士的大使任务也宣告失败，因为正如他自己说的，他是‘外交的生 手’。„„事实上，在理想主义澎湃的那些日子里，我跟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生手们同 样的天真。的确，我在对日胜利后不久，竟天真到打了一封长的电报到重庆，以便转交给 我的从前的学生毛泽东。我在电文里用严肃而诚恳的态度央求他说，日本既已投降，共产党就再没有正当的理由来继续保持一支庞大的私人军队，共产党现在更应该学英国工党的好榜 样。这个劳工党没有一兵一卒，但在最后一次的选举中，却得到了压倒优势的胜利，获取 今后五年里没有人能够跟他抗争的政权。
１９４５年８月２８日，毛泽东到了重庆，陪他同来的有美国大使赫尔利将军，也是 一个外交的生手。那时候重庆的朋友打电报告诉我，说我的电报已经交给毛先生本人。当 然，我一直到今天还没有得到回音。”（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五册， 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１９８４年版，１８９５页）
胡适自己也承认他那书生的天真。１９４５年的毛泽东早已不是“五四”前北大的旁 听生、图书馆的助理管理员，而是手握重兵的一党之魁、两强对峙一强，当然不会把 这位手无寸铁的胡适放在眼里，时移境异，随着毛泽东在共产党阵营中的崛起，他也不再 承认自己是胡适的学生了，北大留给他更多的只是屈辱的记忆。在毛的心目中，当年给胡 适写信、写明信片、乃至登门拜访时的那份尊敬和谦卑，都已荡然无存。
毫无疑问，“五四”时代，彻底皈依马克思主义之前的青年毛泽东曾是胡适的热烈崇 拜者，虽然胡只比他大了两岁。直到１９３６年，毛还亲口告诉斯诺，他是陈独秀、胡适 的忠实读者和崇拜者。毛在长沙创办“自修大学”就是受了胡适的影响，为此他曾当面向 胡适求教，在给朋友的信中他也说过，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之先生造的”。１９５ １年５月１６、１７日，胡适连日读了萧三《毛泽东的初期GM活动》，他把其中有关毛 泽东年轻时办“自修大学”的经历抄在了那两天的日记中。１７日，他读了胡华编的《中 国新MZ主义GM史》，把有关毛泽东办“自修大学”等内容抄在了当天的日记中。他回 忆说：“毛泽东依据了我在１９２０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 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 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南去了。‘自修大学’见于 记录，似只有这两处，故我记在这里。”（《胡适日记全编》第八册，安徽教育出版社２ ００１年版，１２３页）
周策纵在《胡适杂忆》中说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也是受了胡适《沁园春•新俄万 岁》的影响而作的。胡适总是忘不了这一切，忘不了１９４５年给毛泽东的电报，他晚年 还几次提及那份用文言起草的电报。１９６１年１２月１９日，胡适在台湾，生命已进入 倒计时。那天的《民族晚报》上有一篇玉垒生的文章《胡适文言信》，其中引用了他１９ ４５年８月４日给毛泽东的电文，勾起他对往事的回忆。他看了以后说，这个电报好象没 有留稿，“电报，我差不多都用文言，可以节省电费，而且有些成语，或如韵目，的确可 以省了许多字。”他指出几个排错的字，还在旁边注上了１３个字：“从纽约发给毛泽东 的无线电文”。（《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十册，３８４３～３８４４页）
１９４９年以后，胡适虽身处海外，但几乎无时不在关注大陆的命运，文化的浩劫、 知识分子的境遇、人民的苦难等，都让这位漂泊的游子牵肠挂肚，大陆对胡适思想的清算 运动没有让他多么痛苦，反而感到自己几十年来传播文明常识、ZY思想的努力没有白费 。虽然他一度收集了很多大陆批判他的材料，准备写一篇长文来个总答复。比他年轻十几 岁的朋友叶公超劝他说：“一个处女怎好和一群强盗打交道，况且文字在政治斗争中并不 是最有力的武器。”（《叶公超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２４５—２４６ 页）最后，他也就没有写什么回应文章。相比之下，反胡风运动、１９６０年饿殍遍野的 报道却深深地刺痛了他的心。在他生命的黄昏，他对毛泽东的看法、判断，就是建立在这 些历史事实之上的。
毛泽东为什么如此惧怕胡适的思想，根子就在于胡适所提倡的独立思考、独立判断， 重怀疑，重实证，与毛的愚民政策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毛企图以无所不在的思想灌输 、强行洗脑等，使普天之下莫不膜拜、盲从，最后将天下变成他一个人的囊中之物。在这 个意义上，他才要对离开大陆的胡适进行缺席批判，当作一个靶子来打。
１９５６年９月，胡适已６６岁。他在去美国加州大学讲学的途中和记者谈到《新青 年》和《独立评论》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的地位时说：“从那时候开始，ZY思想和共产 主义便不能相容。”（同上，第七册，２５４６页）他还说：“共产党以三百万言的著作 ，印了十几万册书籍来清算胡适思想，来搜寻‘胡适的影子’，消灭‘胡适的幽灵’。共 产党越清算我的思想，越证明这种思想在广大中国人民心里，发生了作用。中国人民一日 未丧失MZZY的信念和怀疑求证的精神，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便一日不能安枕。郭 沫若等一帮文化奴才便要继续清算我的思想。”（同上，２５４７页）
他感叹，大陆不仅没有说话的ZY，特别可怕的是失去了不说话的ZY。“中国知识 分子就不能说许多非出自本身或虚伪的话，颂扬不值得颂扬的事，或不谴责他们内心不愿 谴责的师友。总而言之，没有不说话的ZY，就逼使许多中国知识分子讲政治性的谎言” 。“当共产党政权命令全国清算胡适思想毒素的时候，我的朋友或学生，都不得不说出他们 对我的批判或痛骂。他们充分知道我会了解他们并没有不说话的ZY。”（同上，２６０ ０页）
１９６１年，胡适７１岁了，这年１０月２５日，他在给赵聪的复信中说：“‘人民 文学’发表的《鲁迅传》戏本，我尚未看见，**恶诋我和我的师友，我见惯了，看作当 然应该有的‘戏文’，只觉得板眼太死，腔调太陈旧，未免有点好笑。前些时（１９５７ ）我还曾搜集这一类‘清算胡适的幽灵’的出版品，居然收集了一大堆。近年来，连这点 兴趣也没有了，——原因只是嫌‘板眼太死，腔调太陈旧了’。”（《胡适书信集》下册 ，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１７１２页）
也是在１９５６年９月那一次，胡适在谈及胡风事件时幽默地说：“胡风真是该死。 张谷非的名字好好的，他不用，偏要叫‘胡风’。在共产党一条鞭的奴才文艺制度下，他 偏要提倡什么文艺ZY。从毛泽东的立场来看，胡风自然应该清算。但是胡风事件可以说 明ZY思想依然在共产铁幕的控制下滋生蔓延。胡风可被清算，新文化运动已在匪区中止 。昔日的文化GM者正在接受审判。但ZY的思想将继续在匪区展开。”（《胡适之年谱 长编初稿》第七册，２５４７—２５４８页）
１９５７年６月７日，中国大陆“ZY的假期”突然告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运动眨眼变成了“控诉和整肃‘右派’人士”的运动，毛泽东说，这是引蛇出洞的“阳谋 ”，当年和胡适一样怀抱ZY理想的同伴纷纷落马。９月２６日，胡适在联合国大会上发 表长篇演说，为大陆发生的“抗暴运动”而欢欣鼓舞。“有些人说中国共产政权已经抓住 了青年人的思想和感情，那是绝对不确的。„„最近中国学生的抗暴运动，给了我们最好 的证明，就是经过八年的绝对管制和思想改造，中国青年学生还是几乎一致的反对**政 权。”（同上，２５９８页）同时，“对于这些受到共产党的新的残害的牺牲者，对于成 千成万胆敢公开指责并且与共产党BZ斗争的同胞”表示诚恳的同情和钦敬。他沉痛地说 ：
“在今天中国大陆上，凡是想做一个独立的人，不分男女，都正被任意逮捕、拘禁、 处决，或消灭。千百万农人都正在被放逐或遭受到最残酷的奴役。千百万无辜的人民，都 正在驱作奴工，——共产党美其名为‘劳动改造’。儿女们被逼着控诉父母，家庭没有温 暖与私人生活。个人的尊严与价值，已被剥夺净尽。没有任何基本人权，甚至没有不说话 的ZY。”（２６０４）
这是胡适对毛泽东治下的中国的基本认识，他的这一看法至死都没有改变。所以，他 一直惦念着１９４９年后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朋友的安全。１９５８年１２月１７日是胡 适６８岁的生日，恰逢北京大学６０周年校庆纪念日，他在北大校友会举行的聚餐会上发 表演说，认为１９５７年春夏之交北大学生创办《接力棒》刊物，发起“新五四运动”， 正是“北大精神”未曾中断的标志，时值毛泽东退居二线，所以他说：“昨天，曾经当过 北大旁听生的毛泽东的下台，‘新五四运动’是其原因之一。”（同上，２７７５页）但 他想不到的是，毛泽东并没有下台，而是继续牢牢地掌握着“和尚打伞”的权力，其无限 的权力和异想天开的政策将继续给普通百姓带来无尽的灾难。１９６０年饿死数千万人的 惨剧只仅仅是其中一个例子罢了。
１９６１年１月２１日，胡适看到吴立行的宣言后说：“大陆上人民饿死的约有六千 万人。在梅县一个村庄里本有四千人口，已经饿死了一半，只有两千多人了。在北京，每 人每月还可配到八两油，在乡村，每月每人只有一两油。前天邵幼轩把她的祖母（邵飘萍 的夫人）的信带来给我看，说副食都不够，‘我们快要干死了’。一个人一个月只有一两 油，她说的‘干死’，大概是指没有油吃而说的。中国古代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 力于我何所有哉’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让人民自食其力，不要干涉他，他们会得到食物 的。像油，农村都是自己做的，他们种的东西自己来榨油，本来不成问题，所以我主张的 ‘无为而治’还是有道理的。到了政府去管制，已经不行了，再到了实行人民公社之后， 什么都没有了。这是管制的结果，还不如无为而治，让人民自食其力，决不至于这个地步 。”他用红色的原子笔在吴立行的宣言上划了好几处。他指着说：“大陆上人民真的是饿 死了，这些都是真的，真气死人！”（同上，第十册，３４６０页）在胡适身边工作了三 年的秘书胡颂平，第一次听他如此沉痛地说出“真气死人”这句话。但胡适毕竟是胡适， 他还是知道这些挣扎在饥饿线上的人并没有反抗的力量。
作为一个学者，胡适晚年耿耿于怀的是毛泽东对文化的垄断与宰制，由此造成文化风 气的败坏，乃至文化命脉的中断。１９５９年３月１１日，胡适读到大陆出版的毛泽东诗 词，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看见大陆上所谓‘文物出版社’刻印的毛泽东《诗词十九首》，共九叶。真有点肉 麻！其中最末一首即是‘全国文人’大捧的‘蝶恋花’词，没有一句通的！抄在这里；
游仙，赠李淑一。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飚，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 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我请赵元任看此词押的舞、虎、雨，如何能与‘有’韵字相押。他也说，湖南韵也无 如此通韵法。”（《胡适日记全编》第八册， ５６８—５６９页）
也是这一年，程靖宇寄给胡适一些书，其中有钱钟书的《宋诗选注》。他在５月２１ 日的复信中说：
“关于《宋诗选注》，我实在看不出何以这书会引起那么大的攻击。倘有关此事的资 料，乞寄我一点，我很想看看。我觉得这部书实在选的不好。例如黄山谷，他为什么不选 《题莲华寺院》和《跋子瞻和陶诗》？他选的几首都算不得好诗。大概此君颇得毛酋宠任 ，故招致妒忌，忌者借此书下攻击，意别有在，并非如你说的‘钱真是高明而有胆’也。 ”（《胡适书信集》下册，１３９６页）
不过，胡适也曾对唐德刚说过：“共产党里白话文写得最好的还是毛泽东！”（《胡 适口述自传》）
对那些伪造历史、篡改历史的作法，一辈子重视“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胡适深恶 痛绝，他感叹历史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１９６０年５月３日，“五四”纪念日前夕， 记者采访这位年已古稀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巨人，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五四运动是共产 党策动吗？”他指出共产党的成立是在“五四”运动之后两年的事，“现在他们说是共产 党的策动，完全是瞎说，不值得一驳。”（《胡适之年谱长编初稿》第九册，３２５４页 ）５月４日，北大校友会举行“五四纪念会”，他发表了４０分种的演说，他再次驳斥了 这种编造历史的做法，“但我们算算历史，民国十年（１９２１）７月中国共产党才成立 ，民国八年那里有中国共产党？这是讲历史的人最简单的考据。”即使共产党创始人、被 誉为“五四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在民国八年二月就辞去北大职务离开了。学生的爱国 运动爆发后，陈独秀才知道，在座的毛子水、罗家伦，当时都在场，可以证明。”否定了 英国作家罗勃特《毛泽东传》中所谓“陈独秀在北大召集学生演说，学生们才出去有所行 动”的说法。他也不讳言“五四”那天，自己“在上海蒋梦麟先生家里，晚上还喝了酒。根本不 知道第二天从记者那里才知道北京的情形。”（同上，３２５６页）
不久前去世的李慎之先生曾说：“２０世纪是鲁迅的世纪，２１世纪是胡适的世纪。 ”我同意这一说法，胡适对世事政局、历史人生的评判未必见得多么深刻、多么高明，然 而真知往往并不那么深奥，即使在是非颠倒、指鹿为马的年代里，也能保持独立的思考， 坚持独立的批判，争取说话的ZY，对不同意见的宽容，这些确实都卑之无甚高论。ZY 主义的理想看起来不是那么过瘾，不像狂热的乌托邦足以激荡人心，颠倒乾坤，取而代之 ，但却是离现代文明更接近的思路，那些试图一夜之间在地上建天堂的梦想，那些一心渴 望大同的不着边际的追求注定了将碰得头破血流。既然读了几十年深刻的鲁迅，我们依旧 找不到方向感，那么２１世纪，就让我们走近浅白、清楚的胡适吧，他是人类普世价值在 中国最有力的传播者之一，并身体力行了一辈子，他所走过的路，乃是通向现代文明的路 ，也是一条绕不过去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