泾县溪头都“四胡”之胡道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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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溪头是泾县东乡一个古老的村落，幽深而曲折的溪头老街至今还较为完整地保存着，只要你稍稍留意就可以窥见当年“七里垛”的气势和热闹繁荣的景象。这个曾经以盛产茶干而闻名的皖南古镇，以胡姓为主，聚族而居。长期以来繁荣的经济，不仅使胡姓繁衍成庞大的望族，而且教育发达、文化兴盛、名人辈出，仅近、现代就层出不穷、不胜枚举，其中成就最高最富有代表性的莫过于胡朴安、胡怀琛、胡耐安和胡道静四位文化大师了。
    胡道静，生于1913年，卒于2003年，泾县溪头村人，我国著名科学技术史、农学史和文献学家，中国新闻界老前辈。1928年，道静先生插班考入上海持志大学文科国学系。从此，他在系统深造的同时，广泛从师而学。1929年，道静先生拜父亲和伯父的至交、版本目录学海宁陈乃乾先生为师，进一步学习版本学、目录学，以及整理和影印古籍的专门知识。其时，朴安先生与一些学者组织了名为“中国学会”的学术团体，乃乾先生亦是会员，学会每两月有一次集会，道静先生作为“小会员”，借此机缘得以饱聆老师宿儒的高论。乃乾先生论版本之学，别有一番心得。他反对“玩物丧志”，主张实际效用，认为版本之学不一定是宋元珍本、名钞宝册，只是要从实际的校勘价值与是否为孤本、逸书、足本而定。乃乾先生的灼见，使他受益很深。此外，道静先生还从周予同先生学习经学史，周先生讲授的今文经学，使他开拓了思路。因为先前从学的顾实先生是古文经学家，门户谨严，使他在学术思想上受到较大的局限。又从吕思勉先生学习中国通史，从姚明辉先生学习历史地理学，从姜亮夫先生学习音韵学、敦煌学，从王庸先生学习地理学史，从陈守实先生学习因明学，从顾颉刚先生学习史学史，从蔡尚思先生学习思想史，从闻宥先生学习语言学、古文字学，从辛树帜先生学习农业生物学，从胡先骕先生学习植物学等。这些学习使他广阔地涉猎了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很多领域，并深刻地受到这些学界前辈的影响。
    道静先生在深入攻研各门学科的同时，于古典科学技术方面的兴趣愈加浓厚了。其时，他父亲参加了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的部分编辑工作，见自己的孩子对于古典科学的兴趣比古典哲学的兴趣都高，便将“万有文库”选题中的《齐民要术》和《农政全书》的处理和发稿工作交给他做。于是他借此初步熟悉了我国古代传统的农业技术情况及其文献，并对沈括《梦溪笔谈》中涉及的农业生物学、农业气象学，耕作制度和农田水利学的许多条文得到了更进一步的理解。
    在辑佚学方面，道静先生也作出了成绩。王安石的《熙宁字说》是训诂学史上的一部奇书，郭沫若曾经说：“王安石研究学问的方法，与程、朱、陆等不同。他注意文字学，著《字说》。其解字法有四，即形、声、义、位，与现在研究文字学的方法差不多”。自熙宁新政失败后，此书久遭抹杀，明初所编《永乐大典》，已无《字说》可录。他在博览群书、手录秘册时发见现存的北宋晚期至南宋中期的著作中散见不少引文，可以鸠集；还发现清四库馆虽然从《永乐大典》中辑录了《瓮牖闲评》、《考古质疑》、《东斋纪事》、《萍州可谈》、《张氏可书》等宋人笔记，但仍有《杨文公谈苑》、《倦游杂录》、《老学庵续笔记》、《就日录》等数十种未被辑录之已佚的著名笔记散见各书，可以辑集。于是，借课余工隙之际，辑集了《熙宁字说钩沉》和《宋人笔记钩沉》等稿，但都在“一·二八”日军侵沪之役中毁失了。
    在校雠学方面，道静先生同样取得了出色的成就。他手抄之书，凡底本壁还之前，总是手抄一遍，或嗣后再借补校，因此养成了躬录亲校的习性，校书也形成了读书生活的一部分。其时，他购得上海中国书店新印的严可均校道藏本《公孙龙子》一册，经与几个明刊本对校后，发现颇有异同，严校并未俱举，于是萌发了“尽取诸本校勘、诸家校语汇录”之意。他次第求得清人陈澧、辛从益注本，以及俞樾《诸子平议》和孙诒让《札》中的校语，一一对校过录，叠用各色笔写，底本上五彩缤纷。当时，适逢王献唐先生的《公孙龙子悬解》出版。遂潜心研读，并与自己的校本参照的循览。一九三一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校雠学》一书。次年，又出版了他的《公孙龙子考》。
    1931年秋，道静先生从上海持志大学文科国学系毕业，因家境清贫，不得不帮父亲肩荷一部分家庭生活的担子，不再继续深造。次年一月二十八日晚上，日本帝国主义者突然在上海发动侵略战争，他家住的闸北战区，被敌寇的炮火夷为平地，除了一家人逃出以外，全部藏书及文稿都化为灰烬。战事结束后，他随父亲进了柳亚子先生主持的上海市通志馆工作。此时，他年方二十岁，但工作十分努力，效率也很高，待人接物又非常诚恳，馆中同事都很敬佩和喜欢他。他父亲的老友亚子先生等每每称赞他“雏凤清于老凤声”。上海市通志馆创办于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停顿于1937年“八·一三”事变中，《上海市通志》虽未修成，但成就也不算少。其间，出版了三本《上海市年鉴》、四本《上海市通志馆期刊》、两本《上海研究资料》。这些书刊中，道静先生执笔的文章，在质在量，都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正如柳亚子先生说的：“道静的成就最多”(见柳亚子的《怀念胡道静兄》，收入《怀旧集》，详见后述)。与此同时，他还撰写了《上海图书馆史》、《上海新闻事业之史的发展》等著作，均于1935年由上海市通志馆出版。
    1937年7月，全国抗战爆发，日军在上海发动“八·一三”侵略战争后，淞沪沦陷，通志馆停办，人员也都散了。不久，怀琛先生因忧愤而谢世。道静先生上奉孀慈，下抚弱弟，过着艰苦的生活。此时，上海市通志馆编辑部同仁在柳先生的支持下，办起一张以英国商人为发行人、在香港注册的中文报纸，名叫《通报》，传播抗战消息，鼓舞抗战斗志。他白天在中学任教，维持生活；夜间在《通报》任义务编辑，兼写社论。《通报》受到敌伪的恐吓和威胁，加之英国发行人的印刷厂要求的代价越来越大，几个依靠工资为生的书生凭着爱国热情自发出钱办的这张抗日报纸，财力实在支持不下去了，只得忍痛停刊。但由于这一工作，他在上海“孤岛”的抗日新闻界中赢得了一定的声望，被以美商为发行人的《中美日报》和以英商为发行人的《大晚报》先后延聘为记者和编辑，与美国反日刊物《密勒氏评论报》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当时，虽然租界“孤岛”尚未沦陷，但敌伪肆虐猖獗，常有手枪炸弹的威胁，道静先生被汪伪特务机关列名于黑名单，1940年夏天，在一处秘密工作地点遭到特务的炸弹袭击，幸免于难。然而，他还是坚定勇敢地做他的抗日宣传工作，并与柳亚子先生保持着通信联系。1941年，亚子先生离沪去香港。行前他委托道静先生将通志馆的文稿及一部分贵重藏书转移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隐藏起来。道静先生后来通过天主教法国神甫的关系，由震旦大学图书馆代为保管，替通志馆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亚子先生到香港后，他们继续保持着联系，不以盛衰易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交通断绝，亚子先生离开香港。道静先生在敌人的通缉下，相机离开上海，先后在浙江金华、安徽屯溪继续致力抗日新闻工作。1942年5月，《东南日报》由金华撤退到福建，道静先生处理毕在金华的工作，搭乘最后一班列车西撤，车行到龙游站附近，遭遇日机追击轰炸，列车全部被毁，死伤很多。当时，桂林的《大公晚报》在报道此事时误报了他已遇难的消息，流亡在桂林的柳亚子先生见报后非常惊骇痛心，专门写了《怀念胡道静兄》一文，刊于一九四二年桂林出版的《野草》杂志上，后收入《怀旧集》。道静先生自己则在回顾这段颠沛流离的生活时说：“在那民族斗争尖锐的严峻年代里，遭遇过暗杀，经历过追踪列车的敌机猛烈轰炸，总算命大九死一生，死里逃生，但是生活的不宁，工种的多变，使我无能再用心于学问。年青时候的美梦，支离破碎，剩下迷惘和惆怅。”
    解放以后，道静先生以极大的热情跟共产党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投身于新中国文化事业的建设工作。不久，他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文物处图书馆科科长，负责处理华东大区的图书馆业务调整工作。1954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成立，他调任该所编辑。由于祖国新生，他获得了一个稳定的读书、工作环境，他的夙愿把《梦溪笔谈》校理出一个新版本的梦想终于得以实现。1956年春，道静先生校注的两巨册《梦溪笔谈校正》问世了。
    1957年，北京中华书局又出版了他的《新校正梦溪笔谈》，这个《新校正》本，即是《校证》的简本也是《校证》本的补充本。《新校正》增加了用明万历沈儆蚧刊本校勘的校文，万历沈本是根据元大德九睥陈仁子刊本翻刻的，保持了元刻本的优点。这是在元刻本收归大陆、影印出版以前，首次用“准元刻本”的第一次校勘。
    《梦溪笔谈校证》问世后，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他的老师顾颉刚先生盛赞《校证》说“有似裴松之注《三国志》”。1959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评述建国第一个十年中古籍整理工作的成绩，特别提到了顾颉刚先生主持标点的《资治通鉴》和道静先生校注的《梦溪笔谈校证》两书。当时，胡适在海外读到《校证》后，曾对人说：“此人造诣甚深，算了不起。”《校证》的问世，也引起了国际科技界的普遍重视和高度评价，法国巴黎出版的《科学史评论》(1957年第10期)评论说：这两卷本的校证，对一部“世界上最古老、最重要的科学史著作”来说，“无疑是汇集了最丰富的文献”。著名的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在香港中文大学的讲稿《传统的中国科学》第一讲中说：“胡道静是当代著名的科学史学者，他对沈括和《梦溪笔谈》的研究赢得了很大的声誉。”以日本薮内清博士为顾问、梅原郁教授为领译，由十九位各学科专家组成的班子，费时十五年才译成、出版的日文本译本《梦溪笔谈》，在例言中说明译注时以道静先生的《梦溪笔谈校证》和《新校正梦溪笔谈》为依据，并说：“胡道静是当今中国研究《梦溪笔谈》的第一人。”
    与此同时，道静先生在古农史研究方面也取得了较多的成就。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全国掀起了大办农业的高潮。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决定为清理祖国农学遗产作出贡献，规划编录一部尽可能完整的古农书目录及资料集。由于道静先生精通目录学，又熟悉祖国农业历史，故成为当然的人选而被委以此任。他充分认识到这一工作的重要性，以高度的负责精神，遍检国内公私收藏中国古籍的目录、版刻图录、书志、题识，次第缮录，并潜心攻读传本农书，录其序跋，考订原委，将每一部农书的目录学资料都搜集比附在一起。如此积年累月，目耕手耘，至1966年初步，录存达百余万字，稿笺累叠可与书案比齐。
    1966年，国家开始了大动乱，道静先生的全家遭到“四人帮”及其余党的残酷迫害。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道静先生及其全家终于重见了光明。劫后余生，他百感交集，对于一个学者，有什么比失去自己经年累月呕心沥血所搜集的资料、撰著的书稿而更痛心的呢!在这场浩动中，道静先生失去了十多年来用心血凝成的一百多万字的《中国古农书总录》、四十多万字的《梦溪笔谈补证》、《南方草木状校录》、《苏沈内翰良方校录》、《沈存中逸著钩沈》、两度辑录的《熙宁字说钩沉》以及《沈括年谱》、《海隅读书记》等等。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损失，也是我国文化学术事业的损失!但是，比这些更可痛惜的是，三千多封国内外师生写给道静先生的学术通信尽遭毁失，未有一纸收回。
    十年动乱，摧残了道静先生的身心，毁灭了他在科技史和古籍整理等方面的许多重要成果和积累起来的资料。自1978年起，道静先生先后担任上海人民出版社编审、农业出版社顾问、中国农业科学院主编的《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顾问、国家农委领导主编的《中国农业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中国农业历史学会筹备会员、上海出版工作者协会理事、上海宗教学会学术顾问(负责道教学研究的工作)等职，还兼任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和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系的教授，并决心在有生之年，重新写出《梦溪笔谈补证》。他的英国友人、著名科技史家李约瑟博士在1978年再度访问我国时，用中文为他决心重写的《梦溪笔谈补证》题了签，以补在十年动乱中被毁失掉了的竺可桢老的题签。
    2003年11月5日晚，胡道静先生逝世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