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陪读

胡宁生

来源：全椒人网  作者：胡传永

    家不要了，地不要了，工也不打了，只要孩子能考上大学！
    说实话，最初在对陪读现象进行下手的时候，我对此是持否定态度的，特别是在采访了白淼和陈慧之后，我简直对愈演愈烈的陪读之现状有点深恶痛绝了。
    但随着采访的深入和广泛，通过对大量的农村陪读家长采访过后，我的立场发生了动摇，我甚至想改变我的取向，来对陪读进行肯定和赞美了。但往深处和远处一想，又觉得自己的这份改变有点荒唐，为难之际，我给一位写报告文学的高手兼主编打了电话，问他我该怎么办？他的回答是：“不要忙于下结论，采访后下笔前再把握一下方向，届时咱们先通个电话吧……”
    正是他的这个点拨让我冷静了下来，让我看到农村人在陪读问题上实际比城里人更无奈更令人扼腕。
    那天夜里下雨了，风也刮得挺大，打着伞，挎着包，还背着相机上路，感到很不方便，早上起来我想改变主意今天不去毛中了，过两天再去，但一想到已经和家住在毛坦厂的文友刘烔约好了周六见，他是个守信用的老弟，我也是从不失约的大姐，于是硬着头皮上路了。
    毛坦厂是一个风景秀丽但十分闭塞的山区小镇，全镇人口18000人，镇人口4000人，小镇里最著名不是它的风景，也不是它的木耳、蘑菇等物产，而是座落在小镇旁边的毛坦厂中学。因为它的升学率一直敢和市内的重点中学叫板并列位前茅，于是全省各地，甚至全国各地，许多人家的孩子都送到这里来读书，然而，由于它的闭塞，来得最多的还是农村孩子。
    决定去毛中采访，不仅是冲着在那里就学的大多数的农村孩子，也不是因为它的升学率，主要是因为毛中在教学管理上早就被大家谈论成一种传奇和故事。
    有人跟我讲了这样一个笑话：当你在大街上或是车子上，看到有人的裤子后面被磨得光光发亮的，看人眼睛都是直着的，这人一定是毛中的老师；如果看到一个戴着深度近视眼镜头顶已经谢了的驼背年轻人，那这个人一定是毛中的老师；如果你看到一个脸上全是皱纹走着路就能扯呼睡着了的孩子，这人一定是毛中的学生。
    去毛坦厂的车子都是那种中型面包，我去的早，站牌下的车子还没到位，就见廊沿下放满了用塑料皮和大蛇皮袋装着的棉衣棉被什么的。车子进站了，我虽然感到伞和包以及相机都很碍事，但毕竟比那些拖着挎着带着棉衣棉被的人轻巧多了，我收了伞一步就跨上了车子，然后又充当好人替他们把东西往上拽。
    看看他们的年龄都在40、50之间，就问身边 的一位女人：“你这是去哪儿啊？”
    回答是去毛中。交谈起来，竟然一车上的人除了我和一个回家的年轻人，其余的全部是陪读家长。她们都是农村人，有的在家种地，有的在外打工，但为了孩子上学，他们都放弃了，来到学校附近，租了房子，当了陪读家长。因为天气预报说今天有雨，气温要下降，都于昨天回家讨了被子和棉衣来，也有的前几天就回去收割，看着天冷了，放下农活带上棉衣棉被往学校赶。
    我问坐在我身边的两位陪读妈妈：“你们原来有的是打工的，有的是种地的，现在都出来陪读了，家里的田地谁在种？你的家——也就是房子，谁在看管？”

    “家不要了，地不种了，工也不打了，只要孩子能考上大学！我们现在就像那抗日歌唱的：呲灵灵灵——哗啦啦啦——扫呶呶呶抬——齐动员——那么——好孩！”一个母亲这么大声说着唱着来回答我的问题，全车的人都被逗笑了。
    我也被这些乐观的乡下人的爽朗和朴实劲笑得肚子疼。我说那哪里是什么抗日歌，应该是延安大生产时唱的吧？
    她说：“这就对了，大生产说的就是我们啊，我们现在就是全动员那么好孩！”
    车子在蒙蒙细雨中行驰，车的前面以及过道上都堆满了他们的行李，他们的手中都抱着刚从菜地里拔出来的蔬菜，一张张朴实黝黑的脸堂上带着庄稼人喜乐，也带着庄稼人的辛酸。
    她们告诉我，凡是家中有学生读书的，大多都要有一个人在外打工，光靠种地是维持不了这样高的学杂费的。如果爷爷奶奶能忙得动的，家里的地就由他们侍弄着；如果爷爷奶奶年纪大了，那地也不能抛荒，如今种地不用交税，种地还是很划得来的。农忙时无论是打工的还是陪读的，都要回到家中，安种时安种，收割时收割……至于能收多少，是折产还是保底，那也就不管了。家里的房子的门一般都锁上了，也不管了，孩子上学要紧。
    他们还说，正是因为他们在外打工，看到了没有文化是多么的可怜，农民工的地位永远都是在社会的最底层，他们是因为自小家穷没能读书上学，所以现在只能当人下人，只能去做那些工资少又危险又累人的工作，这都不说，他们没有文化到处都被人瞧不起，被人捉弄，被人欺骗……他们自己所走过的辛酸路，绝不能再让孩子也这样走下去，他们就是拼了命也要改变这种状况。
    一问他们孩子的成绩，都说还好，在班里算中上或中下什么的。没有一个说是很好的。农村小学、初中的基础确实都打的不够扎实。这个情况主要是农村的师资力量跟不上，农村学校的老师几乎有半数以上都是原来的民师，我在农村中学曾任教5年，我知道那些民师的第一学历大多数都是文革后期的初、高中毕业生，甚至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小学生，凭着一些当地的社会关系进入学校代课，后来经过自学被聘为国家正式教师，还有完全是凭着20年以上的工龄进入正式教师行当——我在这里无形中又犯了“惟学历”的错误了，但对于教书育人的教师行当，不讲究学历是不行的。
    我问：“假如高三以后考不取怎么办？”
    几个陪读母亲几乎是异口同声：“再念高四、高五呗！”
    他们说的高四、高五就是指复读一年或两年。
    一位父亲接着话茬儿说下去：“我对我家的孩子说了，你念到高七、高八都要给我把大学考上，老爸、老妈苦死累死都会跟的，考不上大学你不要离开中学，俺就陪着你，就住在毛坦厂，俺就学那小学课本上上过的，把牢底坐穿，俺不坐牢底——你把教室里的板凳坐穿，俺把租的房子坐穿，他妈妈在广州打工，是做编织活的，俺就说：你妈妈也把那编织的椅子坐穿……”
    我问这位父亲：干嘛要这样逼孩子？不上大学就没有别的出路了？
    这位父亲和坐在我身边的一位母亲换了位子，振振有词地对我说：“大姐，你给说说看，俺们农村人，除了上大学，还能再有什么好的出路？俺们一没当官的亲戚，二没有头脸的朋友，要想改变一下，俺们靠什么？俺和他妈就是不服这口气，都是一样的人，凭什么俺们的孩子就要种地，就要打工？俺们的孩子也能上大学，也能当公务员，也能当老板坐办公室的……所有这些，你不上大学，你又怎么能够得上？再说了，就是当不上这、那的，俺上了大学了，就是种地，俺的腰杆也挺得直橹些，那些城里人对俺们也客气些……”
    两个小时的车路，在交谈中一会儿就到了，下了车，我对那个唱歌的母亲说：“我能不能和你一道去你们的住处看看？”
    她说：“行啊，只要你不是鬼子不是汉奸，怎么看都行的——但有一点，我孩子回来之前你就要离开——我怕你话多影响他情绪。”
    这话说得有点扎耳，但我能理解，我知道乡下人对城里人都有一种自然的对立情绪，何况我现在打听的却是他们最上心的陪读之事！下了车，这个母亲一手拎了一包蔬菜，另一手里拎了一个装棉被的大蛇皮袋，她的两只手全派上用场了，但肩上还扛了一袋大米，只好用下巴将大米的袋底压着。
    我见状赶忙走上去要接她的大米袋。她站住了，憋得通红的脸上露出感激的笑，说：“啊，谢了大姐！你搞不动这大米的，50多斤哩！你把我这菜袋子拎着就行了，这样我能腾出一只手来扶米口袋。”
    我没有拎她的菜口袋，却把比较难拿的装棉被的袋子拎了过来。我告诉她，我从小也是在农村里长大的。她扛着沉沉的袋子仍然是笑声朗朗地说：“看看，孩子还是要念书，你不是念了书才当上了城里人的吗——现在我改变主意了，今天我要留你在我家吃饭，我要用你这个样板来教训我家孩子：念书是农村人翻身得解放的唯一出路！”
    到了她们的居住地，比二中陈慧带我看的那桶子楼里的格子房还要狭小。但住在这里的人都很乐观，看见我们来了，都上来接东西，还招呼着：“民子（是这位母亲的名字）这么快就回来了，稻子割完了？这来的是你妹子？”
    民子也顾不上一一回答，将东西收拾好了，就开始起煤炉，她说：“大姐，你随便啊，我要赶紧起炉子烧饭，儿子就要放学了，大姐你有什么事你只管问，亲不亲，乡下人——大姐我太喜欢你了，没想到你也原来也是农村人——我还没问哩，我俩谁大些？”
    我说当然是我大些，我都50多岁了，我的儿子读完了研究生都当了大学老师了。这个民子又一次大叫起来：“今天你高低要在我这吃饭了，你太是我家孩子的学习样板了，加上你儿子！”
    那些欢迎民子回来的人群中，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奶奶引起了我的注意。我问：“这位奶奶，你该不是来陪读的吧？”
    没等老奶奶答话，民子等已经说开了：说这位老奶奶姓傅，可怜死了，孙子5个月的时候儿子死了，5岁的时候，儿媳改嫁了，孙子是她带大的。孩子念书的钱是靠孩子的小叔叔和姑妈提供，但叔叔和姑妈都是农村人，家里也有孩子念书，都穷到一块去了。
    我提出要到老奶奶的住处看看，老奶奶把我带到了楼梯洞的下面，她和孙子就住在那里，只一张床，不用问，奶奶和孙子是睡在一起的。炉子上正捂着饭，黢黑的桌子上用碗扣了一个盘子，我揭开看看，是芹菜炒干子，好像是剩的。问了奶奶，果然是昨天吃剩下的，就在这时，她向我讲了孩子昨天中午吃饭时，吃着吃着，还有半截芹菜露在嘴外就睡着了。老奶奶讲起她的辛酸事，一把鼻涕一把泪，说是她和孙子在这里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奶孙俩一般都是不吃早饭的。
    就在这时，刘烔打电话来了，问大姐怎么到现在还没到？我说我已经在开始采访了。他不信，说你人生地不熟的，你采访谁啊？我告诉他我在六安上车后这个采访就已经开始了。他让我尽快到饭店去，他已经点好了菜了。我说我不去吃了，我要和陪读家长们在一起。他气得挂了手机。
    一会儿，楼上的民子和她的邻居姐妹们都下来了，向我报了她们中午的菜名，要我赏她们的面子什么的，一句话，高低要在她们家吃饭。这时我的手机又响了，是市书法家协会秘书长打来的，他说他在马路上看到我抱了一个大蛇皮袋，跟一群乡下女人边走边聊，估计又是在采访，他和他朋友已在饭店点好菜，让我过去。我也谢绝了。
    打算在民子家吃饭。
    就在我刚做完这个决定时，刘烔又打来了电话，他的一句话让我改变了主意，他说：“你就不想和你弟媳谈谈啦？她可是毛中的女生辅导员！”
    于是毫不犹豫地去了饭店。吃过后和“弟媳”谈了许久。她说毛中的管理是比较完善的，10半下自习，10.50也就熄灯了，他们的学生公寓也是很不错的。我看过他们的学生公寓，确实还过得去，主要住校生不多，空间还都比较宽敞。但我从她的言谈中，看出这些完善中附有的严格以及从中透出的毛中学生们的负担和压力更甚于其它的重点学校。当然这种压力并非是校方有意加在学生们的头上，而是毛中盛名之下它自身的压力对学生所产生的直接的影响，还有就是毛中的学生大多都是来自农村或外地既上不了市内重点中学又不愿在普通学校就读的学生，他们的基础都比较薄弱，来到这个闭塞偏僻的毛中，都是带着风萧萧兮易水寒背水一战的壮士精神，有不到黄河不死心的思想准备，可以说是学生、学生家长、学校在高考指挥棒下四联合通力形成的非常毛中。
    从刘烔家出来，他们两口子要送我上车，我说，你们上班去吧（我当时忘了问，怎么周六还都上班？），我还要给那位傅老奶奶送点吃的过去。刘烔对我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有了这样的相处负担有点困惑，并对傅老奶的“哭穷”提出质疑，他说：“大姐，你太善良了，你也不想想，如果真的像她说的那样的贫穷的话，她的孙子怎么不住校，而要租了房子在外面住？一个月的房租不比一个月的早点钱贵？”
    被他一句话提醒，是啊，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点，既然穷得连早饭都吃不了了，干嘛还要在外面租房子呢？
    带着这样的疑问，我在街边的小货店里买了几十个鸡蛋和几斤蛋糕（我在心里还是相信他们没得早饭吃），拎着，又去了傅老奶奶的楼梯洞。
    傅老奶奶告诉我，如果孙子住校，房租费确实可以省下不少，但孙子的睡觉就成问题了，因为孙子自上了高中以后，就得了失眠的毛病，夜里就是睡着了，也是“惊打惊跳”的，有一点点的响动，他都会一骨碌从床上坐起来，然后就再也睡不着了。
    她说，孙子今年念的是高四，去年只考了400多分，靠着叔叔姑妈给点钱上学，压力有多大是可想而知的。孙子是个懂事的孩子，原来在乡下，他是一边帮着奶奶干活一边上的小学和初中，农村学校本来就抓的不紧，他的底子没打厚，现在他比别的学生更累更吃力。
    “我看着心疼，也劝他不要念了，干嘛要在一棵树上吊死！但他的叔叔和姑妈还他自个，都坚持要念下去，想想也是，像他这样病秧秧的，又没有文凭，出不了体力，在家干活不行，出去打工也不行啊……他越是找劲（六安土话：紧张的意思）越是塌台，上月月考只考了378分。他失眠了，我也跟着失眠了，我到现在走路都要扶着墙，头晕的招不住。
    “阿姨你不知道，这个学校有多么刻薄，早上天没亮就要去上早操了，作业又布置的那么多，孙子没有哪一天不干到下半夜才睡，有时外面的鸡都叫了他才能睡下，可又睡不着，翻来翻去的……老年人本来瞌睡就浅，他睡不着，我也跟着失眠……我那天对我小儿子说：‘孙子再这样念下去，我再这样陪下去，我们一老一小都要归完蛋！’小儿子叹了声气说，‘真不行，我来陪吧，哥哥就留下这个后，不把他培养到大学毕业，我对不起在九泉之下的哥哥。’后来我想想，我这个老不死的就再坚持坚持吧，三年半都过去了，也不怕这一学期两学期的了……作孽啊！我们这是……”
    老奶奶说到这里痛哭起来，到嘴边的“假如你孙子明年还是考不取怎么办”的话我又咽了回去。
    从傅老奶奶家出来我又走访了几处陪读村，一看手机，已经下午四点多了，我给刘烔打了电话说我要回去了。
    他骑了自行车立马赶过来，说：“大姐你千万不要走，晚上我陪你溜街，你会看到一阵一阵的人，在街道两边囚搭囚搭的，都是半截老奶奶……”
    我又被他的话逗笑了，问他什么是半截老奶奶？
    刘烔用手向前面一指：“你看，那两个就是个半截老奶奶。”我看见了两个农村妇女。她们看上去确实像个老奶奶了，但她们又都才40岁左右，难怪说话幽默的刘烔为她们命了这样的特称。
    我问：“你的工作与统计业务有关，你知不知道，这毛中附近有多少陪读家长？”
    他说：“知道啊，5、6千左右……”
    “打住，打住……我问的是陪读家长，不是学生。”我用手在刘烔眼前晃了晃，赶紧纠正他。r> “我说的就是陪读家长啊，学生是14000人，陪读家长5、6千左右还是保守数字，有人做过统计的，根据当地居民反映上报的，他们一般都是往少里报，害怕收税，而且这还是春天的数，现在估计有6千开外了……农村人伤蛋（六安土话：意思是可怜），为了孩子能考上大学，什么都不顾了，什么都不要了，摔锅卖铁，背乡离井，成阵搭行，浩浩荡荡，一家一家，一村一村，都摽上劲了，那势子就是要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一个4000居民的小镇，竟涌进了6000个陪读家长，这个现象让我目瞪口呆了半天。刘炯看出了我的吃惊，就笑着向前面一指，说：“大姐别怕，这些陪读家长已经都融进了小镇人的生活里，你看这街道两边的，所有的门面，所有的摊位都被陪读家长租用了……”
    “那当地的居民呢？”
    “当地人家没有孩子上学念书的，吃房租就完全够了，如果有孩子上学的，就送到六安，有的送到合肥，还有送到北京、上海的……他们又在那里辟一个地盘，当起陪读家长，用家里的房租加上在外面挣的钱，够维持开销的了——中国人简直疯了！怎么把陪读搞得跟打仗似的，全家上阵，全民参战……”
    我又想到了民子的那不伦不类的唱：“呲灵灵灵——哗啦啦啦——扫呶呶呶抬——齐动员——那么——好孩！”
    刘烔说的这个连环陪读现象，我曾在白淼那里听到过，老山洼的人把孩子送到镇里读书，家长陪着；镇里的把孩子送到县里读书，家长也陪着；县里的送到市里，家长更是要陪着，他属于后一种，她家的房子就是租给了一个从镇里来她们县城陪读的家庭。当然也有从乡下直接送到市里甚至是省里的，那是极个别的家境特别好的，像毛坦厂这样一下子搞到北京、上海的还真是比较新鲜。

    在回来的车子上，我的脑子里被刚刚得来的关于陪读的各类信息塞得满满的，我很累，但心里很难平静。那一张张黝黑的脸堂，一句句朴实的话语，都是那样的生动，那样的真诚，又是那样的实际和无奈，在狭小的格子间里，他们艰难地陪着同样艰难的孩子们，但他们并没有怨天尤人，他们是那样的乐观，那样的充满信心，憋住了一股劲，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用他们的血肉之躯，用他们的牺牲，托举着他们的无奈，也托举着他们的希望。
    我同时也在想，城里的陪读母亲们为什么就没有她们这样的放松？这就是所谓的最底层效应吧？有着顽强生命力的农民，他们在社会的最底层中练就的韧力足以对付所有的困苦艰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