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教育家胡安定先生 - 安徽胡氏宗亲网

　　胡瑗（933-1059）字翼之，北宋泰州如皋人。原籍陕西安定堡，一生从事教育事业，对我国封建教育有过很大影响，所以门人学者称他为安定先生，他在如皋和湖州的藏书和讲学处叫安定书院。他的父亲胡讷曾任宁海节度推官，他随任生在如皋宁海乡的这一郡佐家庭，立志学做所谓圣贤。由于家庭贫困，北去泰山与孙复（992-1057）、石介（1003-1043）同学，攻苦食淡，时常通夜不睡，坚持十年不归，家信有“平安”二字，就投掷山涧，诚恐扰乱心思。他们三人后来都成一代人师，学者称他们为“三先生”，而以胡瑗学生最盛，教法最备，形成“沈潜、笃实、醇厚、和易”的学风。

　　宋仁宗赵祯景祐元年（1034），胡瑗四十二岁，在苏州讲授儒家经典，很得苏州知事范仲淹的尝识和敬重。景祐二年，苏州郡学建成，聘请胡瑗当首席教师。远道来学的英才很多，范仲淹的儿子纯祐、纯仁也都入学，带头奉行胡瑗为郡学所订学规，使得几百名还没率教的学生也多不敢犯规，苏州郡学也就这样成为各地郡学的榜样。景祐三年，范仲淹推荐胡瑗到北宋都城开封参加更定雅乐的工作，他以平民身份接受了皇帝召见，与阮逸合作研究钟律，制成钟磬等乐器，当上秘书省校书郎。范仲淹经略陕西，让胡瑗担任延安府丹州军事推官，后来调任山东密州观察推官。因为父死南归，景祐四年（1037），宝元元年（1038），二年（1039），都在苏州郡学任教。

　　胡瑗一贯重视学校教育，他曾说：“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而学校就要用“明体达用之学”传授给学生。据曾在湖学的学生刘彝回忆：早在赵祯的明道、宝元时期（1032-1038），四十多岁的胡瑗就以所谓“明体达用之学”教育学生。认为所谓“圣人之道”、“有体、有用、有文”；体指的是“君臣父子，仁义礼乐”等所谓

　　永不改变的道理；文指的是“诗书史传子集”等所谓垂法后世的借鉴；用是把这些道理和借鉴付诸实施，福国利民走向“大得其中”的境界。国家培养和选拔人才，如果不以“体”“用”为本，而专讲究声律浮华的词澡来应付科举考试，结果会使世风民俗浇薄起来。他指出，胡瑗就是最反对这一缺陷的。

　　为了便于因材施教，培养“明体达用”的人才，胡瑗在湖学，采取分斋教学制度：一是经义斋，选择“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的学生，对他们讲明《六经》经义。一是治事斋，也叫治道斋，对要研究治道的学生，分别讲授治兵、治民、水利、天文历算等等，规定一人各治一事，另外兼摄一事，或专或兼，可因学生所专进行教学。例如研习治民之道以安民生，讲究武艺防御敌寇入侵，学习筑堤壅水方便农田水利，或者掌握天文历算了解天时季节规律……等等。

　　胡瑗在苏、湖两州坚持教育工作二十多年，很得宋朝统治者的重视。庆历四年（1044），赵祯就要求全国各州县兴学，并在中央创建大学，派员到苏、湖二州考察胡瑗教法，当作太学法，著为《学政条约》一卷，藉以矫正当时崇尚词赋和学校失之过于“宽简”的学风。

　　赵祯皇祐四年（1052），胡瑗六十岁。宋朝中央政府调派他担任光禄寺丞，国子监直讲，“以经术教授诸生。”讲学时，音韵高明，旨意明白，很得学生信服，全国学者远道而来，人数多到太学容纳不下，扩充附近官署当作学舍。当时，还曾要他参与更铸太常钟磬以及同议大乐的工作，乐成，调升大理寺丞。他从担任国子监直讲时起，还曾奉派主持太学，在皇祐、至和（1052-1056）年间主管太学的行政工作，做到尽心竭力教育多士，甄别人物，来学的学者们，无论是专攻经学的，爱研军事的，喜好文学的，重视节操义气的，要他们依类分别群居进行讲习。胡瑗自己也常把他们召集起来，要求他们议论自己的学业，帮助他们论定道理；或者出题由学生作出答案，由他评定可否；或者就时政问题要求学生试作折衷至当的判断。胡瑗这种教学方法，正是让学生“穷经以博古，治事以通今”，使得学生乐于信从，学有成效，为宋朝统治者培养了不少合乎封建统治要求的“博古通今”人才。正如王安石在《寄赠胡先生》诗中说的：“十年留滞东南州，饱足藜藿安蒿莱。独鸣道德惊此民，民之闻者源源来。衣冠大带满门墙，奋如百蛰乘春雷。恶人沮服善者起，昔时屩跖今骞回。”

　　胡瑗不仅重视经义、治事的分斋讲习工作，以培养“明体达用”人才，也很重视用遇事表率在先的“以身先之”原则，贯彻实施礼教乐教，搞好文娱体育活动。就礼教说，他总是模范带头，一丝不苟，虽在大暑天气，仍然公服升坐，保持师生间的严肃礼节，要求在洒扫应对进退的一举一动中，贯彻实践礼教要求，做到以礼始教，以礼始学；另一方面他也要求师生友爱相处，教师要把学生视同自己的子弟，学生要敬爱教师如同对待自己的父兄。就文娱体育说，他常指导学生，食饱后不可伏案久坐，以免有伤气血流通，他要求学生通过习射、投壶，开展游艺休闲活动。每次公私考试后，他总是要司仪人员带领学生在太学的肯善堂聚会，唱诗奏乐，夜晚才散；各斋学生也可自行集会，琴瑟乐声往往响彻户外。他还认为，学者应该旅游四方，以便了解各地的“人情物态，南北风俗，山川气象”，藉以扩大眼界。如果局守一乡，滞于一曲，就会使人“隘吝卑逊”，他在湖学时就曾几个学者一起，从吴兴出发遨游关中，到潼关后，道路高峻狭隘，就与腾宗谅等下车步行，到达关门后坐下休息，眺望黄河逶迤汹涌和太华、中条诸山环抱，一目千里，形势雄伟壮观，十分感慨地认为这才说得上是名山大川，做学问的人，就是应该见识一番。

　　赵祯喜祐元年（1056）十二月，胡瑗升任宋朝中央政府的太子中允，充天章阁侍讲，专门掌管太学。喜祐四年（1059）正月，病不能朝，以太学博士退休东归，同年六月六日在杭州病故，年六十七岁，葬于乌程何山之原。在如皋安定乡有他的衣冠冢，嘉定十一年（1118），南宋宁宗赵扩赐谥为“文昭。”胡瑗一生著作很多。遗著现存的只有门人编录的《周易口义》十二卷，《洪范口义》二卷，《论语说》，和《春秋说》各七八条，还有与阮逸合著的《皇祐乐名记》三卷。其他关于经学的主要著作如：《尚书全书》二十八卷，《春秋要义》三十卷，《中庸义》一卷，关于乐教的仅有《乐府秦议》和《皇祐乐府秦议》各一卷，都已散失。关于教育的两本专著《学政条约》和《武学规矩》各一卷，都已失传。